汪黄的身份都要远高于萧振瀛，以他那样的位置说这样的话，几乎就是在大放厥词。但以萧振瀛当时在29军中的处境来看，此举亦属用心良苦，万不得已。

他必须首先把两个人的关系给撇清。

一个当然是他自己。

穷忙了这么多天，结果还是这样一种结果，大家心里难免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你是不是跟中央的那些人串通好了，合伙来算计我们？

因此之故，给汪黄的电报是必发的，哪怕是因此撒破脸皮，受到处罚，大家以后老死不相往来，

另一个就是老蒋。

矛头之所以要集中指向汪黄，就是要解放老蒋，把后者的责任给卸掉。

接到萧振瀛的急信，老蒋这才发现自己原先的想法的确是太一厢情愿了。

宋哲元虽然被免了察省主席的职，他不还是29军的头儿吗？有枪有人马，你拿他还是一点办法没有。这不，命令早已下达，29军根本连动都没动一下，一点没有要南下的迹像。更重要的是，此举还可能起到反作用，把宋哲元推到日本人那边去。

失策，失策。

老蒋几乎以相同的速度，发来一份回电，让宋哲元到成都去一趟，言下之意，是要抚慰一下他那受伤的心灵。

但是宋哲元并不想领这个情。

你羞辱我到这个份上，一声招呼就想了结吗？

绝对不会再“轻易前往”了，不是说过不相信你了吗，我才不会傻到“自缚手足，任由处置”呢。

八人会议，问大家意见如何。

都不作声，一言不发。

此时一股强烈的怨气已经笼罩在29军的上空，已受“大辱”，谁也不愿再回过头去看老蒋一眼。

萧振瀛见势不对，生怕29军就此会和中央决裂，连忙发言说，“委员长”怎么着也是领袖，而且一直帮我们到现在（“爱护提携吾等至今”），宋军长不去可以，但我们为“团体前途”计，还是不要把后路堵死为好。

于是，这边宋哲元回复老蒋：病了，去不了。那边萧振瀛却极其腕转：现在华北局势还比较乱，“稍定再往”。

一个职务的任免，使宋哲元的心态发生了很大转变。在对日问题上，他开始取“逆来顺受”之法。

在“第二次张北事件”发生后，关东军专门召开幕僚会议，商讨有关交涉问题，最后决定派一个干将出马参加谈判。

此人就是做特务颇有一手的土肥原，由他同暂代察省主席一职的秦德纯进行交涉。

从这时候起，秦德纯和土肥原就成了中日在华北的一对冤家对头。后来东京大审判，秦德纯是出庭指证土肥原的主要证人，他提供的证据也成为对土肥原予以治罪的重要线索。

不过在“第二次张北事件”的谈判过程中，土肥原却完全占据着上风。

在秦德纯面前，土肥原充分展示了日本人特有的那种谈判“技巧”。

（634）

先是打温情牌。

土肥原说，你知道吗，我祖上也是由中国大陆迁到日本去的哩。不骗你，真的，我都翻过家谱，那应该是唐朝时候吧。

这都一千年前的事了，谁也不知道真假，就只能看土肥原一个人在那里瞎诌胡掰。

要眼前的事吗，有啊。

土肥原又提到他有一个启蒙老师，据他说，也是中国的著名学者。

最后他用一句话做了总结：今天我取得的成就，都是跟我的中国老师分不开的。

秦德纯第一次跟日本人照面，并不知道这是他们的“技术性打法”，心里还挺感动呢，甚至为自己遇到了一个“容易相处的对手”而感到庆幸。

孰不知烟幕弹一过，重炮马上就轰了过来，让人猝不及防。

刚开始日本的条件是让宋哲元本人道歉。秦德纯认为这有损失于29军的尊严，很难让人接受。

土肥原摇了摇头。

秦德纯以为对方也觉得这种要求太过分了，心中一喜。

未料土肥原说的却是下面这句话：

29军不光是军政首长要担责，自上而下，从最高长官到最小卫兵，统统要道歉，而且要受“处分”。

除此之外，土肥原还提出了29军从张北以南，张家口以北，包括张北、沽源在内的察东6县撤出，把这里作为“察东非武装区”的苛刻要求。

秦德纯绝难想到，瞬息之间，日方的要价会攀升到如此之高，而且是从刚刚还笑容可掬的那个日本人嘴里说出来的。

这不可能，太过分了。

土肥原眼神恶毒，一字一句：秦将军，你知道外交的后盾是什么吗？

他的意思非常清楚，我后面有的是比你们强得多的军队，你不过是鱼肉，我才是刀俎。

不服，打你。

秦德纯激愤不已，脱口而出：那你来打啊，29军就是剩最后一个兵，也一定拼到底。

这句话一说完，秦德纯气血攻心，当场口吐鲜血。

秦德纯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土肥原的“天价”勒索。

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秦德纯始终不愿让步。土肥原用上了最后一招：明天给我答复，如果超过时间，后果自负。

谈判的第四天，也就是截止日期的最后一天，土肥原同样惴惴不安。

秦德纯的态度看上去非常坚决，他预料中方即使会让步，也不可能全部答应他提出的条件。

不过好在自己的开价本来就很离谱，等的就是对方杀价。

可是土肥原错了。

先前玩了命也不肯退后一步的秦德纯忽然放弃了。

连价都没还，全部放弃了！

土肥原提出的条件得以全部通过，此即“秦土协定”。宋哲元去职也被列进了协定条款。不过它跟之前的所谓“何梅协定”有相似之处，即没有任何书面文字做为证明。

至此，29军也像中央军一样，从察东6县，也就是察哈尔境内长城以北的地方全部退出，国民党党部亦随之撤出察省。因此之故，史书把“第二次张北事件”又称之为“察东六郡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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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德纯后来说他在签约前，请示过“上级”，但始终没有说明这个“上级”究竟是谁。

为了这个不战自弃的协定，秦德纯背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半年后，当蒋介石在庐山召见他时，他主动地提到了这件事，承认自己有错，并且解释说当时是受了何应钦处理“河北事件”的影响，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选择了放弃。

老蒋摆摆手：你不要再讲了，事情不能怪你，你做得已经很不错了。

从秦德纯的追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上级”不可能是老蒋，而汪精卫主持的南京政府在事发后就指责秦德纯是在越权，也就是说，跟此前任何一次察省交涉一样，29军基本上都能自主处理，并不完全受中央控制和约束。

事实上，“秦土协定”在当时就已经掀起了轩然大波。生怕宋哲元与他在华北争权的商震甚至以此为靶子，指桑骂槐，说秦德纯暗中与日人相勾结，此举纯属汉奸行为。

即使29军内部也有不同看法。

萧振瀛在谈判之前就提出，不管谈判结果如何，不能够与日本人有协定，以免授人以柄。张自忠也是这个意见，说就是被逼无奈，也不能做这么大的让步，如此一来，大家都受指责，都难受。

最后众人总结教训，觉得这次吃亏就吃亏在订协定上，哪怕只是口头的，以后跟日本人打交道，不得不多长一个心眼，尤其要避免直接谈判和口头承诺。

经过这次交涉，虽然暂时没有和日军刀兵相见的危险，但却既丧地又毁誉，萧振瀛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这时候一桩突发事件让善抓机遇的他感到29军或尚有可为。

就在“秦土协定”结束的第二天，北平忽然迎来了一个“惊魂之夜”。

午夜，一列天津始发的火车到达北平近郊丰台，从车厢里跳出一彪人马，并且很快占领了丰台车站。

这里面除了一些日本浪人外，大部分都是地道的中国人，他们声称自己是“正义自治军”，并说要建立一个“华北国”，实行北人治北。

“正义自治军”的“总司令”叫白坚武。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北洋时代做过吴佩孚的政务处长，属于吴大帅身边幕僚一类的人物。他写的《白坚武日记》，每每不乏真知灼见，为研究民国的重要史料之一。

但是，这个人聪明得有些过头了。当时在北方有一种说法，认为国民党执政系“南人欺负北人”，他在日本天津驻屯军的怂恿下，就利用了这种传言，乘着中央军南调，北平城防空虚的当口，竟然意图乘火打劫。

如果没有外寇环伺和从旁利用，这顶多也就叫做乱中起事，弄得好没准真能混个山头出来，但他忘记了这是什么时候，国家民族已快到危亡时刻，此举只能招来天谴神怒。

后继者不乏其人，可是无一不是撞得头破血流，最后以身败名裂而收场。

天下大势，可不识之周详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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