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办法，作为地方将领，一旦名声闯出来，家底厚了，大致都有点保本怕折的心理，这是时代使然，并不独宋哲元如此。

但是有一个人，仍然对29军寄予厚望。

这个人就是老蒋。

在第一次“张北事件”发生后没几天，蒋氏夫妇就从北平西行来到了张家口。

蒋介石对来迎接的宋哲元提出，他要去事发现场——张北看一看。

张北离张家口有130里路，已属塞北极僻之地。别说老蒋，宋哲元本人都很少去，所以一再劝阻，但前者意愿强烈，一定要去。

在张北，老蒋一直呆到日落才返回。

朔风野大，苍茫一片。这位军政强人在想些什么呢，没有人知道。

只知道两千多年前，有一位中国的君主且舞且歌，泪流满面：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安得猛士，守吾四方！

宋哲元曾经是猛士，但他现在却离这个称号越来越远了，当然，这并不全是他的责任。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在第一次“张北事件”发生仅仅三个月时间后，就又有了察东事件。

本来察哈尔沽源县以东（即察东）并非《塘沽停战协定》中所指的“非武装区”，但这东西实际上没有什么“本来”不“本来”，日本人想要它是，它就是。

伪满的丰宁县与沽源县“交界”，该县民团仗着有日本人撑腰，就时不时地跑过来现现眼。

他们当然不是29军的个，马上被缴了械。

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关东军立即发布文告，说看来是要“扫荡”宋哲元一下了，不“扫”这人不老实啊。

热河日军随后进入沽源，并出动炮队飞机连连向察东进行轰击，导致中方军民伤亡百人之多。

宋哲元又“忍”了一把，他派冯治安第37师参谋长张樾亭（保定第1期）到沽源县一个叫大滩地方去和日本人谈判，谈判的结果是答应关东军要求，除把热河民团的枪还给对方外，同意正式划定察东为“非武装区”，29军不再进入，而由热河民团负责驻守。

这就是历史上的“大滩口约”。

在日本人的计划中，“内蒙工作”与“华北工作”是同步推进的，“大滩口约”只是开了一个口子而已，下面就要一层层往里面剥了。

就在北平的何应钦陷入“河北事件”的困扰中时，张北风波又起。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6月5日，日本热河特务机关的四个人，坐着汽车从多伦往张家口去，途中经过张北时，卫兵问他们要护照。

这帮人不给，说早在“张北事件”后，你们宋哲元就答应过：只要是日本人，在察省旅行时可以“完全自由”，而且一律不检查身上所携带的物品。

当初宋哲元确实有过这么一说，但只是嘴上这么应付，后来他又强调，这个东西他做不了主，得由中央裁决，就搪塞过去了，所以实际并没有正式定下来。

可这几个日本特务不管，认准了是铁案——我们在察省可以“完全自由”，还查什么护照。

（631）

守军不敢擅自作主，只好先把他们带到军法处去，然后电话请示。

宋哲元摆摆手，还是那句话：放掉吧，下不为例。

你想下不为例，日本人可不干。

被扣下来的四个特务，八小时后就被释放了，比现在传讯调查的时间还短，可是张家口日本领事馆和特务机关却依然抓住不放。

他们找到时任29军副军长的秦德纯，说事情没这么简单，不是光放人的问题。我们的人受了惊吓，有精神损失，这笔帐一定得好好算算。

是谁让卫兵出来查护照的，这个人得“惩办”。

你们29军的军长在哪里，叫他出来，给我们道歉。还有，以后碰到我们日本人来察省“旅游”，不得搜查。

像那个酒井隆一样，他们也扔了一把剑在桌上：“限五日答覆”。

整个过程和“张北事件”几乎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胡乱找个借口就上，除了特务少了一半外，就是样子更凶狠，勒索更离谱。连日本人自己也深知其中的玄妙，因此称之为“第二次张北事件”。

“第二次张北事件”发生的同时，正是何应钦被迫接受酒井隆的要求，决定从北平撤出国民党党部和军队的时候。

日机在平津上空盘旋，眼睛一眨不眨地监视着中国军队是否真的在进行撤退。

宋哲元本来是准备用“第一次张北事件”的方法，把球踢到中央去的，他派秦德纯到北平去找何应钦。可是何应钦这时候自身还难保，又有什么办法能帮29军脱困呢。

第二天何应钦就离开了北平。

这时候南京是汪精卫当家，他比宋哲元还怕事，一想日本人的矛头是冲着宋哲元来的，干脆就准备下令，把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一职给免掉。

29军高层获悉后均大为不满，萧振瀛也是愤懑不平，遂亲赴成都去向老蒋喊冤。

老蒋这时候却另有打算。

通过两次“张北事件”，他发现依靠宋哲元在北方对付日本人，以“镇守四方”似乎已经越来越不现实了。要是这个样子，那还不如把他调到南方来帮我“剿共”呢。

不过后面这个心思，当着萧振瀛的面，他是无论如何不会承认的，因为那样只会把前进后退的路都给堵死。

老蒋首先表现出对撤宋哲元职务“甚为激愤”的态度，说要是把宋英雄都给撤了，“华北如此，形同丧失”。

为了把责任都推给汪精卫，他又举出中央军从北平撤出的例子，说当时他要撤，而我说不要撤，结果还是撤了。

那意思，撤宋的事我是不赞成的，那都是汪精卫一个人的主张。

萧振瀛一听，那太好了，您不赞成就行。现在中央军撤离，华北空虚，29军更不能再出意外，“委座”还是让宋哲元继续主察吧。

老蒋说行，我这就给汪精卫发电报。

有这句话，萧振瀛放心了。

老蒋又让人陪着他去成都附近的武侯祠逛逛，散散心。

武侯祠还没游到一半，老蒋的侍从副官就急急忙忙地跑来了，对萧振瀛说，不好了，“委员长”接到一个电报，正在发火呢，让你快回去。

（632）

萧振瀛情知有变，赶紧三步并做两步地跑回来。

一向矜持有涵养的“委员长”为什么会突然发这么大的火呢？

原因是他接到了一份电报，实际上是情报。发报人是政整会的殷同。

在电报中，殷同汇报说，日本人提出了新的条件，要求撤换宋哲元，否则事情将会扩大。

拿着电报，老蒋转过头来问萧振瀛：怎么办？

没等后者作答，他就摆了一个若有所思的pose，自言自语道：看来这些人是想把黄郛接回去啊（“此辈欲藉以迎黄郛耳”）。

其实在萧振瀛还没到成都的时候，老蒋已经不准备更改让29军离察南下的方案了。所谓给汪精卫发电报、让萧振瀛去逛武侯祠，那都不过是缓兵之计，等到萧振瀛一走，“殷同的电报”不就可以如期而至，应运而生了吗？

在光拿汪精卫一个人塞责已经不够用的情况下，老蒋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他那可怜的“义兄”也拖出来分散对方的注意力。

现在29军的“敌人”不光有汪精卫，还有黄郛，而他老蒋始终是同情和重视29军的“好人”。

看来“黄郛党徒”有可能已经在华北暗中兴风作浪了，你快回去看看吧。

几个圈一转下来，连素以精明著称的萧振瀛也晕了。那我就先回去吧。

上当了。

萧振瀛要到重庆转机，正好下大雾，整整耽误了三天时间。正要登机，看到报纸登新闻了：宋哲元业已免职，29军即日将奉电南下“剿共”。

脑袋嗡地一声，究竟怎么回事呢。

萧振瀛又急又气，知道即使再去成都也已于事无补，只得返回北平。

宋哲元在得知自己免职的消息确凿无疑后，更是气恼异常。跟萧振瀛虽然心知肚明，但还一厢情愿地把责任推在汪黄身上不一样，他一眼就看穿老蒋不是一个“好人”。

堂堂察省主席，汪黄是想撤就能撤得了的吗，他们又不是军人，怎么可能对29军南下发号施令？

宋哲元当天就坐着专列，从张家口回天津。

去天津干什么，准备当寓公！

29军高级将领前来送行，当着众将和记者们的面，宋哲元不顾什么影响不影响，大庭光众之下，就“蒋介石”“蒋介石”地嚷开了，而且说的话极其难听：谁再相信蒋介石抗战，谁就是傻瓜笨蛋。

“抗战”云云，是为了把话说漂亮，整句话的意思其实是：以后要是再信老蒋这王八蛋，我就是一个标准的笨蛋。

张自忠、冯治安、秦德纯等人当时都在场，一时间都低下头，作声不得。

萧振瀛的日子自然更不好过。他负责跟老蒋联络，现在没把事情给办好，宋哲元的话就越听越不是滋味了。

他赶紧设法补救，一边火速修书老蒋，一边给汪黄发电，说你们也太荒谬了：日本人只不过让宋哲元道个歉，政府却“自觉自愿”地要将他的职务都撸撸掉，这样做连我们自己都要看不起自己了（“措施之荒谬，使世界侧目，国人寒心，今后中国官吏将只知有日本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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