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部路线走不通，老蒋决定尝试一下政府路线。

走政府路线，实际表明自这一刻起，老蒋对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对华政策已经不抱太大希望了。

和日本打了这么长时间交道，做了这么多研究，他对日本内部的情况已经有所掌握，知道在日本，是军队说了算，与军部的交涉失败，就意味着整个交涉都没有指望了。

但“藉日制苏”仍有可能，因为他现在的要求已经变得很简单了：只要你日本政府发个声明，能提到“共同防俄”这几个字，并且让苏联人看到，就OK。

老蒋的心思，一海之隔的广田却并不一定清楚。

在把汪精卫请上台，继续让“和平派”唱戏的同时，老蒋自己也连连放出“亲善”信号。

“河北事件”发生后，由于交涉失败，驻日大使蒋作宾此前已经返回国内。

老蒋对他说，你回来干什么，去，到东京去，跟他们再交涉。

蒋大使应命再涉东瀛，并且按照要求，半月之内两访外相广田。

在这次交涉中，蒋作宾提出了改善中日关系的三条原则，大意就是以后双方要做好朋友，要相互尊重，遇到事情“要文斗不要武斗”，通过和平外交手段解决争端。

除此之外，仍然坚持撤废淞沪和塘沽两协定。

这是中方对日方的要求。

那么日本人问：我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吗？

蒋作宾答：好处有啊，如果这些条件你们都答应了，那么我们可以作出承诺，从此再也不“排日”了，也不抵制你卖过来的东西，至于“满洲国”的问题，可以暂时不管。

他特别提出，中日还可以商量进行“经济提携”，如果效果不错，甚至搞搞“军事合作”也是有可能的。

为了缓解华北危机，此次交涉，中国实际在原有对日政策上又做了一个大的让步。

广田说这个事我们内部得商量一下。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0月7日，在与陆军省、海军省会商后，广田对“中日关系三原则”做出了正式回应，也是三条原则，史称“广田三原则”。

两年前，广田曾宣布“协和外交”，里面有一个“三不原则”，即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不进行战争”。

现在原则还是三条，可早已不是含情脉脉状的三不了，而是反转过来，变成了三要，即要威胁，要侵略，不回避战争。

威胁：不准你排日，不准你用以夷制夷那一套来牵制我，以后不仅不能再跟英美打交道，还要跟我一样退出国联（此处依据侧面文件要求）。

侵略：你一定得给我正式承认“满洲国”，不公开承认，也得事实默认，在这方面，华北要做个榜样，率先同“满洲国”进行“合作”。

战争：在外蒙“共同防赤”。

跟“中日关系三原则”一样，“广田三原则”的核心也在华北问题上。广田通过这三条原则，再清楚不过地向外界表明，日本在华北不仅不会“退”，还会“进”。

在得知“广田三原则”的内容后，连一向主张妥协退让的汪精卫也受不了了。

（628）

合作合作，我辛辛苦苦，“含羞忍垢”，跟你“合作”了半天，等到“河北事件”一出，你还不是躲到我看不见你的地方去了。

因此，他要蒋作宾转告广田：你的要求，我会在最短时间内考虑答复，但在这之前，请管好你的那些军官，要不然你就是话说得再漂亮，又有什么用呢（“制止在华军官之各种策动，以免扰乱双方政府之信用”）。

老蒋闻讯，立刻以闪电速度进行劝止。

因为他知道这么说等于白搭，包括广田在内的日本政府根本就动不了军队，而且这么急匆匆地上门去找人家，像是有求于人，只会正中日本人的下怀（“求之不惟无益，而且有害”）。

那么你还有什么高招呢？

老蒋曰：靠自己（“自立自求，不求於人，乃为惟一救国之道”）。

跟没说一样。

老蒋其实另有打算，只是他不愿意说出来而已。

高招，是那么容易得来的吗，怎能轻授于人。

早就知道日本政府跟军部唱的不过是“同一首歌”，一软一硬，一红一白而已，也没指望你真的能答应我那三条原则，我要的只是你大声把“广田三原则”嚷出来，更确切地说是将三原则中的最后一条——“共同防赤”公布于众。

为什么在“中日关系三原则”中，要主动提出“军事合作”呢，说白了，那就是个饵。

只有通过这个饵，才能把日本藏在肚子里，一直想讲又不便讲的秘密给钓出来。

在外蒙那块，你说谁是“赤”？

当然是苏联，再傻的人都能看得出来。

在“广田三原则”发布一周多时间后，老蒋在南京主动会见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

席间，他似乎完全忘记了过去与苏联的那些不愉快，而是一个劲地对鲍格莫洛夫说：我们是好邻居好朋友，今后万一发生什么不测，咱两个要互相支援啊——你放心，“中国将永远支持苏联，并竭尽一切可能证实这种友谊”。

老蒋最希望的是双方能够签定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在这之前，苏联一直是旁观者，但“广田三原则”一出，这个旁观者就再也不能安之若素地当下去了。

事不宜迟，赶快把中国给拉住，防止他跟日本联合起来对付自己才是最要紧的。

苏联终于同意就中苏签约问题开始具体谈判了。

广田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他好不容易想出来的三个点子，竟然帮助老蒋把“联苏制日”这条路给走通了。

初步搞定苏联，蒋介石随即就让蒋大使就“广田三原则”作出答复：只有日本完全接受“中日关系三原则”，中国才有可能接受“广田三原则”。

广田当然不干，他说要中国先接受他的原则，他才能接受中国提出的原则。

两个原则就这样打起架来，结果堵在一起，谁也出不去，进不来。

其实老蒋对“广田三原则”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如果公开拒绝，就可能打草惊蛇，触发战争，乃至于“毁我全盘之计划”，而如果接受，也就是真的答应“脱退国联、承认伪国与联盟对俄”，那又无异于自断手足，自取灭亡。

因此老蒋采取了跟以往别无二致的策略，那就是继续采取拖延战术。对于“中日关系三原则”，特别是撤废淞沪和塘沽两协定两条，他明知道日本人不可能全盘接受，也一步不让，为的就是一个字：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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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脸广田在谈判桌上胡乱折腾，白脸军部就在谈判桌下装神弄鬼。

弄鬼的地方自然还是双方的焦点所在——华北。

在“河北事件”中，“积极”的酒井大出风头，他的上司梅津则因“软弱”而在军部受到了指责。

“华北工作”为什么推进得这么慢，现在知道原因所在了，就是天津驻屯军司令官不得力的缘故。

没多久，梅津就被撤掉了，换上来的是多田骏（陆大第25期）。

多田骏到华北之后才发现，北平的中央军虽然已经撤走，却来了新的中国军队，那支在长城上砍过日军脑壳的29军。

如今北平的主人是当年的抗日英雄宋哲元。

29军不是在察哈尔吗，怎么到北平来了呢？

说来话长。

29军重回察哈尔后，宋哲元面临着一个新的难题，那就是这里的东北义勇军怎么办？

按照何应钦提出的“少编大遣”原则，是少部收编，大部遣散，也就是说，他用的是一把网眼够大的筛子，只照顾大鱼，比如冯占海、唐聚五这些有名有姓的义勇军大佬，那些小鱼小虾就弃之不顾了。

问题是，义勇军这些人不是光说一声“解散”就能解散的，拿惯了枪杆子，你一下子要让他们干点别的，也得会啊。

何应钦是正规军校出来的，只知道认死理：你不是不肯解散吗，那我就把枪口对准你，逼着你解散。

被他这么一逼，有的部队不想解散，就上山做了草寇，干起了为害一方的事情。

萧振瀛对宋哲元说，我们不能做得这么绝，义勇军在东北都打过鬼子，所谓“裹粮千里，迄无虚日，旌旗所指，与敌血战”。后来因为不肯在“满洲国”治下当亡国奴，才跑进关来的，现在我们这样对待人家，岂不让义士心寒？

对义勇军的历史功绩，萧振瀛是心中有数的。

早在东北义勇军与关东军作战期间，他就捎信给自己的妹夫柳青庭（又名柳树堂），让其协助李海青，在松嫩平原与关东军作战。其后，李海青部队加入马占山麾下，成为一支抗倭劲旅。

萧振瀛说，要不让我去试试看，如果他们愿意进入29军阵营，岂不是件两全岂美的事。

除了有柳青庭这个亲戚外，当时剩下来的义勇军基本上都是从萧振瀛的家乡——吉林扶余过来的，借着这两层关系，萧振瀛找到了李海青等人，先拉乡情，再谈抗日大计。如此一说，李海青当即点了头，带着人马跑了过来。

当时，由于29军在长城抗战中建立殊勋，南京政府特许再增编两个师，其中，原刘汝明的暂2师正式改为143师，另建132师，赵登禹因功升任该师师长。

义勇军官兵大多擅长于马战，宋哲元便又提出增建骑兵师旅的方案，也很容易就得到了通过，由此组成了1个骑兵师，正好与29军原来着重于步战的特点相互补充。至此，29军成为一个步骑混编的甲种军。

但兵强马壮，宋哲元的胆子却反而变小了。从第一次“张北事件”开始，他就把“小不忍则乱大谋”作为了自己的座右铭，全没了从前挥大刀砍鬼子时候的勇猛干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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