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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从中苏复交后,两国关系其实并没有如原来预计的那样进入快车道。原因也很简单:各怀心思,同床异梦。

就在长城抗战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苏联却继续向“满洲国”派遣领事,而且还要同伪满重新勘定疆界,等于是一种变相的“承认”。这在当时世界各国普通对“满洲国”不予认可的情况下,无疑让中国感觉很受伤。

由于苏联的中东路经营在事实上已难以为继,斯大林不顾中国的反对,一直说要把中东路卖给“满洲国”。他还不是光嘴上这么说说的,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2月,苏联真的和日本及伪满签了协定,把中东铁路“卖”给了对方。

老蒋被气得说不出话来:你就算是要卖,也得先卖给我,条约上可写得清清楚楚。

他同时也在心里嘀咕,苏联这么“怕”日本,是不是老毛子真的肾亏啊。

但是在听完一个报告后,老蒋的看法改变了。

做报告的人就是“军事家”杨杰。

通过长城抗战,老蒋感到如果真刀真枪,杨军事家还是不太好使,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让杨杰派用场,不过不是用在战场上,而是派到军事外交领域去了,人尽其才嘛。

杨杰以参谋次长的身份,带着一个军事视察团前去苏联。

一回来他就马上向老蒋报告:苏联的军事不是好,而是好得很,他那兵工厂和军事教育都是我们无法想像的(“均为始料所不及”)。

此次出访,杨杰还带回另外一个信息。

那就是苏联接待他的规格非常高,并且话里话外,都直接流露出了彼此接近,共同对日的意图(“中俄两国若能合作胜日必可操左券”)。

杨杰从军事角度出发,建议时不我待,应该赶紧抓住机会,“联此制彼”,也就是说要联合苏联制约日本。

听杨杰这么一说,老蒋恍然大悟,前前后后都整明白了。

原来苏联是在藏拙啊。明明是个武林高手,却偏要装成平民百姓。看来,如果日苏对垒,苏联还是干得过的。

但问题又出来了:苏联实力并不弱,可是为什么一边说要跟我们合作对付日本,一边却又在东北连连退却呢。

诊结究竟在哪里?

老蒋的看法:苏联是在故意示敌以弱。

不过苏联也不可能一直这么退让下去,其它列强都可以回避东北这个是非窝,惟独他不可以,因为他在这里有利益。如果日本真的把他逼到毫无退路,那他还是要被迫出来打一下的(“余料各国与倭最先开战者乃为苏俄,以倭逼迫苏俄已甚”)。

这就好理解他为什么肯主动积极地提出要跟我们合作了。无它,想让我们给他做挡箭牌而已(“俄求我合作之心甚急,而其嫁祸于华之劣性终未止也”)。

老蒋与杨杰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后者是军事家,而前者却是政治家。

原来,“联此制彼”也不是那么简单的,里面学问大着呢。

以夷制夷,弄不好就是前门赶走豺,后门跟来狼,以史为鉴,聪明一世的李鸿章可不就栽在这上面吗?

老蒋的套路是:用人而不为人用。

(624)

他一方面在暗中跟苏联拉近距离,联络感情,准备“联苏制日”,另一方面又希望尽可能缓和中日关系,把日本的注意力转移到苏联那边去,以便“藉日制苏”。

苏联——我就算抗日,那也不是帮你抗的,是为我自己抗的,所以根本犯不着去做你的盾牌。

日本——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共同防共”,以苏联为假想敌吗,那你就去跟他打呀,打到你筋疲力尽为止,看你还有什么力气再来找我的麻烦。

老蒋认为最理想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形:苏联和日本终于打起来,中国中立,亦可名之为“祸水西移”。

从杨杰带来的情报分析,苏联的军事实力还在日本之上,如果二者火拼,倒霉的一定是日本,到那时候我们就爽了(“若俄倭重行开战,倭必灭亡,吾能自强当可立国也”)。

但要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关键还是日本有没有决心跟苏联干。

一定要让日本人认识到,他们真正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苏联。

为此,老蒋煞费苦心,不惜用那篇《敌乎?友乎?》来提醒日本朝野政要:你枪口的方向错了,我是你的“友”,不是“敌”,你的“敌”在那边——呶,北方的那只大狗熊。

但是经过“河北事件”,老蒋开始明白,让日苏互斗看来很难(“日俄开战公算甚少”)。日本人精明得很,他们是从软的开始捏,看到苏联的力道远在中国之上,他们就只会选择率先“牺牲”中国,然后像侵吞东北那样,吃成一个壮汉以后,再找机会和苏联过招。

到那时,国亡无日矣。

事实正是如此,日本虽然盘下了中东路,但此后不管苏联政府怎么抨击他,也绝不多还一句嘴,甚至日本在国内还禁止报纸刊登任何痛骂苏联的文章,以免过度剌激对方。

他把矛头全部指向了最好欺负的邻居——中国,算盘打得那是真精啊。

日本迟迟“不觉悟”,老蒋也没有办法,只能先尝试“联苏制日”。在这期间,他派私人代表蒋廷黻专攻苏联,通过各种渠道告诉对方:联合起来对付日本那件事,我应了,咱们一起干吧。

苏联政府嘴上说好好好,但事实上仍然在观望。

老蒋意识到,他还必须跟日本靠得近些,再近些,这样才能让苏联有危机感。

现在矶谷找上了门,正是一次机会。通过这次接触,既要让苏联看到我有可能跟日本站一块儿,又能在“藉日制苏”上再做一次尝试。

在见到黄绍竑后,老蒋就告诉他,可以通过私下交谈的方式同矶谷会面。

中方代表由陈仪充任,后者现在的职务是福建省主席。在长城抗战后期,陈仪曾经与根本博打过交道,在怎样和日本人周旋方面算是有点经验。

老蒋对这次会谈抱有希翼,同时也有担心。

他最担心的就是,日本人可能还会和以前一样,嘴上说得再漂亮,到头来还是一样没有诚意,所谓“释放善意”,究其实又是来讨便宜的。

果然,在会谈的整个过程中,矶谷对解决两国之间的实际问题兴趣不大,倒是表演欲望十足。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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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里路云和月(与正面抗日战场有关的那些事)第2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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