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例子，因为“马关条约”，外界都说李鸿章媚日，其实一般人可能并不知道，这老头子一辈子最恨的就是日本人！

原因很简单，他的半生清誉和功名都毁在了东瀛人手里，如何还能再“亲”得起来。

恨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民国笔记《春冰室合集》记载，李鸿章曾发誓，只要有一口气在，他终生不会再踏入日本一步（“文忠衔马关议约之恨，誓终身不复履日地”）。

“马关条约”签定两年后，他出使欧美归国，途中要经过日本横滨。日本人已经在岸上把食宿都弄好了，“以上宾之礼待之”，随从也都规劝：咱不跟他们见面，就上去呆一晚。

可他就是不愿动一动，宁愿在船上过夜。

等到换乘轮船，中间需要用小船过渡，他眼睛尖，一看，怎么是日本船，打死不上。

船主无法，只好在两只船中间搭一块木板。

李鸿章时年已经75岁，身体也不好，可他就宁愿自己一步一步地从木板上走过去，而木板之下就是波涛起伏的大海（“始履之以至彼船”）。

治军理政的得失姑且不论，都这个样子了，你还说他亲日媚日，真不知从何说起。

何应钦的情况其实差不多。

曾北上参加过谈判的高宗武就为何应钦喊冤，说“何氏之厌恶日本”，恐怕还在任何人之上。

事情办得好不好，水平高不高，那是一回事，但媚不媚日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况且当时何应钦也没有办法，黄郛走后，他是华北的唯一负责人，“不但任劳，而且任怨”，所以最后倒霉的事就都顺理成章地归到他一人头上去了。

不管怎么说，当初永津等人处心积虑要加进去的“政治协定”，在事隔2年后，终于得以初步实现了。第17军被迫取消番号，和其它国民党中央党政机关一起撤出北平。

在撤离前，黄杰请部下们吃饭。吃饭的时候，黄杰说，今天请兄弟们来，就是喝杯告别酒，此番别离，真不知何时才能故地重游。

言毕，泪不能禁。

说是吃饭，大家都没吃饭的心情，相对无语，默坐半天后自行离开。

郑洞国后来回忆，撤退那天，官兵在操场上抱头痛哭，当时情景，“至今难忘”。

在“河北事件”爆发后，黄郛焦急万分。事情到了如此地步，他知道就算自己再次北上，也难以解决问题，而在京的几位又显得张皇失措，束手无策（“仅赖京中各位，恐未能负此重荷”），因此他一直以在野之身，发电报到四川行营，希望老蒋能回京主持大局。

可是鸡毛信发过去，老蒋的答复却是千篇一律：这边还没有部署好，我来不了（“弟一时不能离川”）。

真要命啊。

其实老蒋并不是真的就忙到连回趟南京都没时间了，他不回来有他的道理。

（619）

于公，他跟汪精卫两个人，对外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汪精卫主和，挨骂是一定的。这时候他回来干什么，既不能打，那还不是要一起被骂，与其被骂，真不如在西南跟红军一起钻山沟沟好受一些了。

这倒跟《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的思维差不多。每逢刘备搞不定了，或是折戟长坂坡，或是败走白帝城，罗作家就找各种借口和理由，让书中的头号大明星、当仁不让的男一号诸葛亮隐身。结果我们翻开书一看，孔明打的全是胜仗，败仗都跟他无关。

于私，老蒋此时虽已控制了绝大部分军政大权，但国民党内还不是他一人能完全说了算，以汪精卫为首的派别仍占据相当大的势力。别的不说，在他起初不同意撤军的情况下，汪仍能坚持己见，并开会通过就可见一斑，而他事后也只能予以默认。这可不是做给日本人看的，那是党内实实在在的矛盾。

老蒋的打算是暂时深藏不露。

现在这帮人不是一个个说得头头是道吗。让他们去说去发挥，这个时候我不能回来。

那什么时候回来呢？

到他们都无法收场的时候。

都没招了，自然就只能听我蒋某人一个人在上面呼风唤雨了。

老蒋不现身，老汪越来越撑不住场子了。

蒋汪分工，他能分到的最大一杯羹，就是外交，而在“河北事件”的处理上，中国之所以出现败局，表面来看又是输在外交上，这让汪精卫的形象大受损害。

就在他因此饱受外界指责的同时，日本人却在华北得手后，又在他受伤的心灵上撒了一把盐。

负责撒盐的是曾经参加过华北谈判的矶谷。

他问，你们想不想改善两国关系？

想啊。当然想。

想的话，让你们“蒋委员长”来，我们才有得谈，否则的话，就算你们派代表到东京来都没用。

不过一个副武官，眼里却根本没有“行政院长兼外长”的位置。

其实何应钦在北平时，酒井隆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已经把日本人的心态暴露无遗：他们恨蒋入骨。

“九一八”前后，日人最想除掉的是张学良，到“河北事件”时，这个“荣誉席位”就让给了老蒋（“关东军人，对蒋认识最深，畏蒋亦最甚”）。

那他们此时为什么又要把“最恨的人”抬举到如此高的地位呢？

这就是日人的狡诈之处。

他们知道蒋汪之间的微妙关系，能挑拨一下以便从中渔利，那就太好了。

除此之外，彻底击破中方的原先外交框架，直接向中国最有实力的人物进行勒索，则是潜藏其中的一个最大阴谋。

在“河北事件”还未爆发之前，中央势力之所以能在华北撑上两年之久，实赖群体之力甚多。

早在两年前黄郛北上时，国民党内就达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那就是效法日本人一硬一软的外交办法，组成二元外交模式。

具体操作手法就是：

蒋主内，尽可能在表面上对外交不闻不问，但实际上仍控制着外交政策的最终走向。

汪、何、黄主外，汪精卫负责在南京和日本大使馆打交道，何黄则在华北与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进行周旋。

（620）

这实际上造成了某种程度的缓冲：一旦日方在华北末梢有动静，自己处理不了，就可以上达南京解决，而南京方面又不能最后定调，还要到老蒋那里过一过关。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种拖的策略。显然，日本人对此是相当不痛快的。

在“河北事件”爆发前后，二元外交已经面临危机。黄郛在南下时就已看出，此时的形势与两年前已经大不相同，如果再用政整会和军分会的形式与对方打交道，容易让其乘隙而入。因此，他要求把华北外交权尽快收归中央。

矶谷亲身亲历过华北谈判，对此心中有数。要使二元外交模式从根本上瓦解，就要把那个幕后最重要的人给拖到前台来。

矶谷一“逼宫”，汪精卫真是又羞又愤。自己退让了这么多，没想到日本人对他竟然还是提都不提，当他不存在。

正好南京监察院弹劾黄郛“媚日卖国”，说的是黄郛，其实暗里攻的仍然是汪精卫。像这种事情，老蒋也不知碰到过多少回，但他打个哈哈就过去了。老汪正愁没机会收场呢，现在你们不是变着法子骂我吗，那我干脆不干了。

当下，他就以“治疗胆结石”为由，去了上海。人走了，职务却挂在那里（“请辞待命”）。

在民国政治史上，蒋汪因个性不同，显示出了完全不一样的从政风格。蒋是轻易不肯下台，汪则是一不顺就想着溜号，所以大家对此并不惊奇，但这回有点不一样：国中无主了。

众人只好公推时任浙江省主席的黄绍竑入川去寻找“委员长”。

可是黄绍竑去了三天又跑了回来，正式原因是“天气不好”，飞机飞不过去。可这个理由骗老百姓可以，却骗不了吃政治饭的人们，大家心里都清楚，是老蒋根本就不愿见客。

老蒋当然知道汪精卫“请辞待命”是做给谁看的，也摸透了日本人的用意。

既来之则安之，他要借力打力，以夷制汪，先在内部震住汪派再说。

于是，你病你的，我还是不出来。

那边找不到“委员长”，这边矶谷却又在哐铛哐铛敲门了：喂，你们究竟想不想搞好关系啊。

汪系人马本来是要以此逼蒋出来的，这样既可以应付日本人，又免得把交涉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但老蒋就是死活不上套，这下他们自己倒先慌了神。

汪派一乱，蒋派出击。

由军政部长何应钦署名，给“党国要员”们都发去征询意见，说你们也都看见了，日本人指名道姓，要“委座”出来才肯谈。这是中日外交“划时代之时期”啊，“委座”再不出山，“外交之僵局”就不可能打破，大家都没有出路。

官员们都不呆不傻，知道这实际上是“委座”在摊牌：要我回来，你们就不能逼我，而是要正正经经地把我当回事。

想让我来给诸位擦桌子拖地板收拾残局？

对不起，另请高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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