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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对关东军重申,除非得到天皇敕令,否则不得踏进长城以南半步。谁要违反,大逆罪论处。

就这样,他还不放心,怕关东军像以往那样阳奉阴违,装作没收到电报,又让北平使馆武官通过电话,直接向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口述一遍。

梅津接到电报后,顿时大光其火,对着酒井劈头盖脸发了通脾气。

你把参谋总长都给得罪了,以后还想不想混了。

酒井这下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顿时面如死火:本想立功受奖的,没曾想一辈子都得倒霉在这上头了。

可是关键时候,有人救了他的命。

何应钦自从发出电报后,一直在焦急地等待回音。

老蒋的电报先到:不能撤军。

在当时的国民党要人中,要论眼光犀利,非蒋莫属。他一眼就看出,中央军南移是核心问题。其它或可商量,唯独这一件,绝对没门(“应坚决拒绝,决难接受”)!

他告诉何应钦,你不要以为中央军南移,就万事大吉了。

不是这样的。

中央军南移之后,不仅不能摆脱困境,以后还将更加麻烦(“不特不能消弭祸患,反增棘手之理由”)。

老蒋知道汪精卫意志软弱,怕他在这一节骨眼上动摇,又专门发去一份电报,特地强调,如果中央军撤退,只会给我们的反对派找到借口(“两广更有辞可借”),舆论也不会答应(“民众大失信仰”)。

可是汪精卫并不这么想。

他和南京一帮留守的人已经乱了方寸,在老蒋一时无法来京的情况下,开会研究,认为只要日军不明着进占平津,中央军撤就撤吧,这样总比“重开战祸为害较轻”。

会议通过之后,汪精卫随即电告何应钦:撤军。

两份电报,蒋说不撤,汪说撤,这让何应钦也踌躇起来。他判断了一下形势,认为如果己方一无准备,万一日军真的开了火,打也打不了,守也守不住(“战守皆自为难”)。

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还是撤军稳妥。

一来这毕竟是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正式决定,二来,他也注意到,只要不留书面协议给日方,不被他们抓到把柄,等到力量一强,军队还是可以再开进来的。

于是,他把汪的那份拿了起来——

“撤退无异议”。

天上下雨了,幸运雨。

已快要频临绝境的酒井在得到这一“惊天喜讯”后,眼泪都要下来了,可是嘴里还在装腔作势地嚷着:我们的舰队,航空队,都没走,都在那里等着呢,你们说了不算,全部撤掉才算。

刚刚还急得脖子上青筋暴突的梅津喜出望外。

太神奇了,连兵都不要派一个啊,就建此奇功(“得全面受诺,堪殊庆幸”)。

拍拍酒井的肩膀,竖起大拇指:你小子真有种。

酒井此时却又撒起骄来。

为了“帝国利益”,我不得不违背军令。现在请惩罚我吧。不过我这样死了也甘心了,当眼睛闭上的那一刻,大家务必注意一个小细节,那就是我的脸上始终是笑着的(“虽在九泉亦自含笑”)。

面对这样一个大活宝,谁还舍得再砍他脑袋。

(617)

载仁亲王早就不响了,又装作不理政的样子,转过脸玩他的书画去了。

杉山元次长则仰天大呼:天啦,这么有功劳的一个军人,我们能惩罚他吗?

东瀛三岛举国狂欢,又一个“民族英雄”似乎要从鸡蛋壳里跳出来了。

汪精卫和何应钦此时却都蒙在鼓里,不知道自己只是被几个宵小牵着鼻子走了一圈。

一出手就赚了个盆满钵满,酒井和高桥一时乐得连道都走不动了。

何应钦答应撤军等条件,只是口头承诺,当时并未有书面签字,这两家伙便准备乘胜追击,再去扒拉一点什么下来。

高桥把所有条件弄成一份觉书,交到何应钦手里,让后者照抄一份后盖个章送还给他。那神气,好象他这个小小的武官,已经可以和中国将军平起平坐了。

何应钦十分生气,同时事前大家也确定了一个原则,即不得做书面答复,因此,他又让人把觉书退回,告诉对方:你的要求,我已“自动实行”,用不着再签字盖章了。

知道高桥还要没完没了地来纠缠,何应钦干脆选择了三十六计走为上。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6月13日,他以报告事件交涉过程为由,匆匆离开北平回到南京。

可是高桥阴魂不散,仍然跟只苍蝇一样地在屁股后面嗡嗡直叫。

你觉得我高攀了你,那这样,我代表梅津,由军分会办公厅主任代表你,把觉书改成备忘录,咱们会签一下。

何应钦不理他。

这样不行,那我就干脆坐地上哭:呜呜,这是军部下达的命令,如果完不成任务,我要被打屁股的(“如不能实现,无法复命”)。

何应钦干脆背过身去。

还不行?高桥马上一骨碌又从地上爬起来,擦干眼泪,换了副可怜的神情:要不我就豁出去一把,备忘录都不要你们签了,给我一张纸头,让我回去好交差,这总可以了吧。

从头到脚,都是日本人特有的招数:寡颜鲜耻,死缠烂打,就希望你脸皮稍为薄一点,着他的道。

实在被这小人弄烦了。经汪精卫同意,何应钦只得写了张便条,算是把高桥打发走了。

便条的大致意思是:酒井提的那些个事,早就自动给办好了。

就这么一张小小的便条,既无签字也没盖章,竟然就成了日本人一口咬定的“何梅协定”,后来在华北问题上一直抓住不放,喋喋不休,非要“导呀导”,指望从这里面“导出一条小毛驴”来。

二战结束后,梅津在远东军事法庭受审时亲口承认,所谓“何梅协定”子虚乌有,只是嘴上讲讲的,没有像《塘沽停战协定》那样具有法律约束意义的协议。曾参与此事的矶谷也在私下里说,其实哪里有什么“何梅协定”啊,都是军方这么宣传的,弄得跟真的一样。

为了这个“何梅协定”,何应钦一辈子饱受指责,甚至被视为“亲日派”。

但对于何应钦来说,后面这顶帽子实在戴得过于勉强。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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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里路云和月(与正面抗日战场有关的那些事)第2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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