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大家都明白，“内阁处理”云云都是假的。冈田内阁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虽侥幸未倒台，但早已是战战兢兢，哪里还敢再对军部说半个不字。

而陆军省的理由，则与中方一直未在华北交涉上完成地方向中央转换有关。

地方交涉迟早要出问题，这点黄郛早就想到了。在“河北事件”没有发生前，他就坚持“枢纽全在中央”，撤消派出机构，由中日两国恢复外交常态，进行直接交涉。

因为华北的对手不是一般的对手：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那是两匹野马，整天变着法都想找点事出来。

相对于它们，日本政府包括陆军省毕竟还要相对克制一些，也能在其内部对军队起到一些牵制作用。

可是一段时间以来，汪精卫却过于迷信广田的“协和外交”，一味只知道打压国内的“反日情绪”，以为退让即可换得两国关系的好转。这种驼鸟思路为他后来“和平救国”埋下了种子。

在黄郛南下后，他以为华北暂时的风平浪静，是自己前一段时间妥协的结果，所以连必要的防范和外交策略的转换都没有去做，乃至于情急时竟然遇到了连外交对手都找不到的窘境（“至对手方，亦寻不著”）。

于是，没办法的汪精卫只好交给何应钦一个办法：你自个看着办吧（“令何应钦主持应付”）。

此时何应钦面对的可选项并不是很多，“最后通牒”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头顶。

要想避战，看来只有一招了——丢卒保车。

何应钦咬咬牙，首先让两个人辞了职。

一个是曾扩情（黄埔第1期），一个是蒋孝先，前者是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处长，后者是宪兵团团长。跟在他们后面的那两个机构：政训处和宪兵团自然也不能幸免，解散的解散，撤掉的撤掉。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中方做出这些让步，事情就应该到此结束，那样中央的势力仍能驻足华北。

日本军部一直在观察动静。

在从驻华使馆获悉中国作出让步后，他们决定由陆军省出面，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参谋次长杉山元、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陆相林铣十郎，日本陆军中说话最有份量的三个大佬都聚齐了。参谋本部的与会人员中，除了“傻瓜元”外，还有一个真正的实力派、统制派“盟主”，时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的永田铁山。

会议上这帮人自然都要发表高论，哇啦哇啦地嚼了一通舌头后，汇集到一点：“河北事件”是否可以适可而止了。

杉山元说：不行。

这位老兄本来对酒井竟敢“矫诏”办事尚有那么一点想法。后来一瞧，怎么着，还真弄出一点眉目来了。看来后生可畏啊。那么何不穷追到底，把“华北工作”再做出些成绩来呢。

可光他说不行没用。因为这时候日本的军界，是统制派的天下。

（615）

得听统制派老大的。

永田一语定调：平息事态吧。

那意思就是，好了，支那人出血已经出的够多了。为今之计，还是先把这些好处消化掉再说。

他弄了一个“必要项”，一个“希望项”。

已经得到的好处，全部放进“必要项”。

酒井提出的其它七七八八要求，都被扫进“希望项”。

既然是希望，那就不是必定要做到的，得看中国人有没有这个“自觉性”。

不是说永田不想再捞好处，而是怕好戏被酒井这冒失鬼给演砸了，弄出一个无法收场的结果出来。

在内心里，他其实还是想再投机一把，看看运气的，因此再次交涉的人选，仍然是那个酒井。这在无形中，倒给酒井原来假冒伪劣的身份正了名。

为了确保酒井不出“岔子”，军部还特地派中国课课长喜多诚一大佐（陆大第31期）前去天津进行“监督”。

说监督是假，帮忙才是真。

这厮立功的心比酒井还急。他人一到天津，就把日本驻上海大使馆副武官矶谷廉介（陆大第27期）找来“共商大计”。

几个人在一起议论一番之后，就拿起笔，刷刷刷，把“希望”全改成了“必要”，并在后面添了个时间：限6月12日。

这样一来，真成最后警告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6月9日，酒井、高桥再次走进居仁堂。

几天不见，这两个家伙的小胸脯已经挺到天花板那么高了。

原因当然是因为身份变了：如今我俩可是正宗代表了。

何应钦知道来者不善，赶紧把这些天自己免了谁的职，停了哪个团体的活动，都一五一十地告诉酒井。

可是酒井并不要听这些。

都是已经做了的嘛，我要那些你还没做的。

党部和军队什么时候撤？

何应钦心里一震，知道怕什么来什么了。前面请辞的，免职的，解散的，撤退的，其实都不是核心的东西。

核心的就是一项：保持党部和军队。这是主权的象征。

可是酒井已经懒得跟眼前这位“好好先生”烦了，他扔下那份所谓的协定，扭头就走。

临走时留下一句话，看好了，“限6月12日”前答复。

得不到答复，后果自己想去吧。

何应钦情知事关重大，他无法做这样的一个主，便向蒋汪分别去电请示。

酒井当天摆了一个“不怒自威”的造型，自己很是得意，出了门就一再跟别人吹嘘：看我的，不用打仗就能捞到满把的好处（“可望不经流血而有成就”）。

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内部在闻听消息后却立刻炸了窝。

第一个意识到情况严重的是参谋总长载仁亲王。

这位亲王不是真的不管事，而是看什么时候管。如以狡黠和手腕论，跟那个自称“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天皇裕仁并无二致。

弄来弄去，几个负责交涉的，竟然把军部颁下的协定都能给改掉。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如此一来，是不是连我的命令也能更改了。

不得了，想变天啊。

（616）

他立刻给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发去电报，要求他：“除自卫外，不得使用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