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孙永勤战死后，日军检查尸体，发现了一张蒋何共同签署的委任状。

“委任状”在哪里，问他要。

没带来。

那胡白案呢？

酒井已经被问急了。

何应钦想缓和一下气氛，让人端上茶点，孰料眼前的这两个家伙果然属于“兽类”，根本不通人间情理。

他们把茶点往旁边一拨，谁要喝你的东西！

然而刷地一下抽出军刀，对准了何应钦。

你说——

蓝衣社宣传抗日，又是特务组织，不是这些人干的，又会是谁？证据，用不着，辩论，那更是浪费时间。反正一句话，就是你们唆使蓝衣社做的坏事。这是不容动摇、无可辩驳的事实。

何应钦性格温和，属于正人君子一类的，非常讲究待人接物。一时间，被两个小混混又讹又骗又吓，弄得满头大汗（“倭寇蛮横，非理可喻”）。

正所谓“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酒井一看，原来你跟我们不是一路啊，这就好办了。直接亮清单吧。

开给参谋本部的“清单”上，一共只撤两个人、两个单位，不过那也就是骗骗“傻瓜元”的，酒井给何应钦看的单子叫做“一锅端”——什么国民党党部、中央军、宪兵、蓝衣社，全给我撤走，反正华北就是不能再留下一点“中央”的气味儿。

何应钦开始以为只是撤两个职务而已，没想到对方的胃口这么大，顿时眉头紧锁，再也不说话了。

见对方不答应，酒井赶紧又用上一招，那就是武力恐吓，而且语不惊人死不休，哪一句最吓人他用哪一句。

第一句：如果你不全盘接受，那么一旦发生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这样的“惨剧”也不是不可能的。

何应钦是有头脑的，不然如何能够做到全国军政部长。这一句吓不住他。可接下来这句就不一样了。

第二句：你们蒋介石持的是“双重政策”，谁会看不出来呢。你们不是老问我们究竟要做朋友还是做敌人吗，这要让蒋介石本人来回答，他别指望脚踏两只船，又拉英美，又忽悠我们，做梦！

末了，酒井还一本正经地宣布：关东军与天津驻屯军都一致认为，蒋介石没有与我们日本亲善友好的足够诚意。

就是这句话，让何应钦大惊失色。

蒋介石当时是一国军事首脑，不是谁都可以指名道姓，说蒋某人如何如何的。这就跟指着日本人的鼻子，告诉他：你们裕仁特不地道。一个意思。

在何应钦看来，这无异于日方已经下了最后通牒。

一番狠话撂下，见何应钦脸色都变了，酒井和高桥赶快拍屁股走路。因为再呆下去他们怕露马脚，暴露自己其实并不是什么“代表”的真相。

这就是发生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5月的“河北事件”的开端，被史学界称为“国民政府政治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日子”。

（613）

在酒井下“通牒”的第二天，天津驻屯军便闻风而动，张牙舞爪地跑到河北省政府公署附近，来回溜了两圈，算作示威。

紧随其后的是关东军，出兵虽然有难度，但发篇声明却是顺水人情，抬手就来：天津驻屯军的做法，我们十分支持，完全支持。

面对空前紧张起来的华北局势，南京的汪精卫除了翻来覆去念叨：额滴个神啊，就只会急得在房间里打转转。

蒋汪蒋汪，“蒋”在哪里呢？

他在西南，正忙着“剿共”呢。

这时候由于罗文干辞职，汪精卫自己兼任了外长，但这位仁兄平时夸夸其谈虽有一套，论起办法来却没有多少。

能想到的法子只有一个，那就是让驻日大使去找日本外务省交涉。

可是广田一听到这个事，便好象跟他浑不搭界一样，马上就一退老远，连连摆手：别的事可以商量，这事我可管不了，那是军队负责的，你找军队吧。

然而，陆军省也早就发了声明，说“河北事件”最好还是由当地驻军解决比较好。

一推再推，转了个圈，竟然又都集中到那个假冒的“代表”酒井那里去了。

外务省选择回避与此时日本国内的大气候有一定关系。

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上半年开始，东瀛三岛就刮起了一股旋风，名字叫做“国体明征运动”。

它的斗争矛头是冲着“天皇机关说”去的。

以前的日本学术界，曾有过一个广泛共识，认为统帅权应属于国家，天皇只不过是作为代表来行使这个权利，这就是“天皇机关说”的由来。

尽管这个所谓的“共识”仅仅存在于学术圈子，在圈子以外早就名存实亡，但毕竟还有那么一个范围的人予以坚持和认可。

但是经过“国体明征运动”，“天皇机关说”被彻底打入死牢。日本犹如进行了一次“无血政变”，以“天皇机关说”为依据的仅剩的一点立宪思想被扫地一空。天皇的权威得以无限提升，跟在他屁股后面的军队也被推到了一个无人敢得罪的地位。

就像大白天捡到金子，天皇自然是乐在其中，任由军队在外面胡作非为。

裕仁起初在听到华北事件频发时就明白，这里面中国人一点责任都没有，完全都是他下面的军人们挑的事。不过他并没有像当年长城战役时训真崎那样，对华北军人的“非法行动”说上哪怕一句半句。

责任竟然被推到了侍从武官长身上。

据说是这个武官长“规劝”的：国家大事要由内阁处理，天皇不应“干政”。

“陛下”于是就不再言语，转过身玩他的考证去了——这位老兄业余是个生物学发烧友。

令人无语的是，在“河北事件”尘埃落定，日本赚了个盆满钵满后，这时候裕仁又出来了，他在接受中国呈递的国书时，还假模假式地对自己不能制止华北军人的所作所为，含含糊糊地表示了那么一点歉意。

用意不外乎是向外界表明，那些坏事都不是我干的，我还是个好人，只不过不能劝阻手下罢了。

高，实在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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