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弘前第8师团已被调回国内，负责驻防热河的是第7师团（旭川师团）。师团长杉原美代太郎中将为“围剿”孙永勤拟定了一个新的作战方案，那就是实行三面合围，把抗日救国军赶到长城线，然后来个“瓮中捉鳖”。

当时抗日救国军出动800人马，正在进攻承德附近的敌据点。杉原没有沿用以前的办法，派日军过来“赶”，而是另外从察哈尔调来李守信伪军，配合部分日军进行解围。

与此同时，在他的指挥下，旭川师团兵分三路，从西、北、东三面进行反包围。

一张大网随即铺开。

在日本陆军17个常备师团中，旭川师团也属于战斗力比较强的老部队，长城战役时的服部旅团就是从该师团抽调出来的。后来的日苏诺门罕之战，旭川师团还是绝对的主力。偏巧这个时候，孙永勤本人又受了枪伤，未能直接到第一线进行指挥，所以部队不仅在战斗中损失严重，而且因失去时机，也没有了继续进入山中打游击的可能。

眼前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放下枪，要么入关。

有人建议化整为零，等这个风头过了，大家从头再来。想法是很好，但问题是关东军不可能让你这么方便地散到各家各户去的，更何况散易聚难，再集中这么多人马与鬼子干就不是说说的事情了，加上这时候部队枪弹也出现了困难，因此思前想后，孙永勤还是决定入关。

杉原已经在南面张开了口袋。

他原来预计抗日救国军可能会通过罗文峪闯关。这里原来由遵化保安队负责防务，日军就通知保安队，要他们暂时移交防务，同时退出长城以南25里地，以免发生“误会”，但保安队说25里已经到遵化以南去了，我们是遵化的保安队，“保安”的却不是遵化，这算怎么回事，因此要退也可以，只能退15里。日本人一心想着怎么消灭抗日救国军，也没法跟他们多“计较”，只好点头同意。

孙永勤是游击大王，过长城对他来说并不太难。他分出一部分兵力，左右一晃，日军就以为抗日救国军可能改变南下方向，要从西边入关了，就把部队从罗文峪撤出来，转往西边。结果乘着罗文峪关口空虚，无人设防，孙永勤率领千人部队，一下子就钻出了日军的包围圈，进入长城以南的毛山。

对于这一切，遵化保安队无动于衷，就像没看到一样。

再次让孙永勤逃脱，关东军气急败坏，他们通知驻北平大使馆，要后者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大使馆新任陆军武官辅佐官高桥坦（陆大38期）咚咚咚地跑到北平军分会，递了一个照会过来，说你们遵化地方“庇护”孙永勤，这是要负责任的。

孙永勤现在因为你们的“庇护”，逃到长城以南来了，我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必须派兵进入遵化，“以期彻底消灭之”。

北平军分会回复：孙永勤跑过来不要紧，我们负责“堵剿”，就不要你们日军代劳了，以免引起“人心不安”。

日本人这个照会其实不过是个官样文章。你不让他进来，他照进。

（607）

关东军把中方的答复往旁边一扔，气势汹汹地就进了关，并要求中方进行“配合”。

遵化县的县长先被叫过去，要他下令保安队“讨伐”抗日救国军。县长当着日本人的面不敢多说什么，回去后自然也不会真的去“讨伐”。按照日方后来的“指控”，他甚至还对抗日救国军进行了暗中接济。

日军又来催。

还是不能动身，理由是保安队防守的是15里以外的地方，毛山不在这一范围，所以鞭长莫及，爱莫能助。

根据当时的报道，孙永勤部队入关后纪律严明，所过之处，即宣布他们“爱护百姓”的宗旨：决不骚扰乡民，所用粮食完全自备自带。

可是部队在出关时毕竟行动仓促，不可能带很多粮食在身上，所以他们很快就陷入了困境。

这时日军已在北面配置了大量兵力，重新出关不可能了。孙永勤马上改变主意，决定率部越过“非武装区”，到河北平津去投奔中国正规军队。

然而晚了一步。

眼瞅着遵化保安队听之任之，不肯动手打自己人，日军捋起袖子自己干了。24小时一过，他们就乘着车，冒雨越过保安队防区，直接向毛山发起了进攻。

毛山和喜峰口、古北口那里的山差不多，都是光秃秃的石头山，没有什么树木，鬼子一个炮弹扔过来，躲都没地方躲。

最后的时刻到了。

孙永勤由于不能走路，便让人用椅子把他抬上山顶，在山上指挥部队与四面围攻的日军作殊死战。他曾命令参谋长关元有在自己的掩护下冲出去，但后者也端的是条汉子，当即拒绝了这一逃生机会。二人一起战死，同时牺牲的有300多壮士，只有少部分人得以突围。

当年结义的十八个弟兄，在这一天多数殉难，然他们“有死无降，精忠报国”的精神，令对手也惊叹不已。据说在战斗结束后，日军曾专门列队向孙永勤、关元有的遗体致以敬礼。

孙永勤事件一出，让华北的一个超级恶棍嗅出了味道，意识到搞花头的好机会到了。

此人便是时任天津驻屯军参谋长的酒井隆（陆大28期）。酒井是日本军人中非常典型的那种“兽类军人”，什么都不懂，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杀人放火抢东西。先前的“济南惨案”算是他的第一个杰作，后来攻占香港前后最热衷的娱乐活动也就是一项——奢杀。

与酒井相比，他的上司梅津美治郎中将（陆大23期军刀组首席）则是一个相对纯粹一点的陆军军官。梅津脑子比较好使，做卷子应付考试很有一套，在他那一届陆大生中，连永田铁山都被挤到次席去了。当年，他还跟着“军神”乃木希典打过仗立过功。从表面上看，他对酒井的那套歪歪心思，旁门左道还是很有些“不屑”的。

说梅津不想在中国人身上占便宜，那是假的，但他想到和会做的主要还是通过比较“正规”的方式来推进“华北工作”。高宗武回忆，他在华北见到的梅津待人“既亲切又斯文”，简直像个日本“儒将”，而且后者曾当面表示，只要让他当天津驻屯军司令官一天，就决不容许华北出现新的意外情况。何应钦对梅津的印像也不算坏，说他尚算一个“规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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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5年的华北，梅津大致相当于“九一八”前的本庄繁，可他身边的人就不一样了。那酒井和做武官的高桥几乎就是板垣和石原的极端进化版。不过与石原工于算计不同的是，这两个家伙属恶棍类型，既无才也没脑，像两只红着眼睛的野狗，什么外交规则和基本礼仪压根就当它们不存在，能想到的就是狂吠着朝目标直扑过去。

一直以来，酒井都认为自己的上级太“软弱”了，同时他对华北出现中日和解的气氛也由衷反感。

你们都“全面亲善”了，我们还怎么混，何时才能出头？

不行的话只有抛开领导自己动手了。

酒井准备复制一下传说中的“九一八”，自己过一下民族英雄的瘾。

机会来了。正好梅津要出差到长春去和陆相林铣会面。临走时，酒井假装漫不经心地打了一个擦边球。

那什么，不是刚出了一个孙永勤事件吗，听说支那当局有包庇纵容行为，我们作为华北皇军，为维持治安，是不是应该“小小的”，“轻微的”给他们一个警告呢。

梅津拿好了行李，拎着包就要走人，没有时间好好考虑，他想想酒井的话还是蛮“得体”和“善解人意”的，既然是轻微警告，有什么不行。

可以，完全可以。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酒井刚要出发，正准备去好好地讹一下中国人，又一个意外事件发生了。

这就是胡白被剌案。

胡白是指两个人，胡为《国权报》社长胡恩溥，而白则是《振报》社长白榆桓。

这两个人都是中国人，他们死了，跟你们日本人有什么关系？

日本人说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因为这两人平时在论调上都比较亲日，是帮着我们说话的，现在他们被杀了，当然要替他们做主。

原来是两个汉奸文人。

平津金粉之地，当时出的软骨头文人比较多，其症结大多就在岳飞所指出的“贪财”“怕死”四个字上，这些能被称为“汉奸文人”的都倒在这上面：或由贪财而下水，或因惧战而动摇。

为了引诱他们，日本人也从中做了不少“细活”。比如胡白所在的报社，就都拿日本军部给的津贴。

两个人中，尤为可叹者为白榆桓。这兄弟早期也是革命党人，和孙中山、黄兴他们是一拨的，天天捉摸的事就是怎样剌杀清庭要员。未料他最后也被别人用这种方式干掉了，而且死后的声名比那些他曾经切齿痛恨过的满清王公还要不堪和狼狈得多。

对酒井来说，那些天幸运真是一个接一个，胡白事件来得太及时了。他想都没想，马上把矛头对准了蓝衣社。

早在长城抗战时，老蒋不是很得意地告诉何黄二人，他对于日本特务活动已经有办法了吗？

他的办法就是启用蓝衣社渗入华北。

在国民党内拥蒋的几个派系中，杨永泰的新政学系被称为老蒋雇来的保姆家佣，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CC系只能当个管家，而所谓的嫡亲儿子，则是这个蓝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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