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广田外相在国会发布外交演说，提出了“最新版”的外交政策，全面阐述了他的“协和外交”。

如果你相信这个版本是真的话，日本此时俨然又成了一个热爱和平、主张非战的“宁馨儿”，对日本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它都持“不威胁，不侵略，不进行战争”的三不原则，和中国则要做“善邻”，还以貌似诚恳的语言，号召彼此更接近一些哩。

一个月后，广田又对以老蒋私人代表身份访日的王宠惠表示，他在原则上是不反对把在华不平等条约取消掉的，至于驻华日军（包括天津驻屯军）嘛，没问题，以后也可以考虑撤回来。

为了示好，广田甚至将驻华公使馆升格成了驻华大使馆，将外交级别予以提高。种种举动，看上去还真有点从此要把中国人当人看的趋势。

这时在华北勉力支撑的黄郛却已面临油尽灯枯，在心力和体力上都接近难以承受的程度。

另一方面，日本人经过一年多的接触摸底，他们也发现黄郛虽然表面谦和，却并不是那种能够任意操纵的木偶。这人很有主见，先前说不代表“中央”，其实从头到尾，代表的就是中央利益。华北由他主政后，事事都听从南京政府，并为其提供财源和交通支持。一句话，在他的主持下，华北已经越来越“中央化”了（“日认黄是绝对作蒋之缓冲”）。

这个人给我们的只是一点点，得到的却是一大块，良心大大的坏了。

可是既然已经投了注，塘沽停战协定也签了，现在只能寄望于在最大的程度上把本给捞回来了。

通邮谈判一结束，日方就嚷嚷着要继续谈通电报和航空的事了。

此时黄郛认为华北局势已初步稳定，自己的使命临近结束，便有意摆脱日本人的纠缠，不再给其以得寸进尺的借口，遂称病南下，准备从此退隐避入莫干山中。

他前脚到上海，后脚土肥原（时任沈阳特务机关长）就跟了过来。

你欠了我们关东军那么一份“大人情”，怎么能说走就走呢，快跟我回去吧。

黄郛不为所动，他这时已决意不再北上，因此对土肥原的态度也一反常态地坚决起来——

第一，请君止步（“满洲问题未解决前，日方不应再有侵害中国领土主权行为”）。

第二，请君自重（“改善刺激中日感情之言论行动”）。

第三，请君走好（“以平等精神谋悬案解决，以互惠精神谋经济提携）。

端茶，送客。

土肥原碰了一鼻子灰，耷拉着脑袋回去了。

黄郛在华北应对日本人，并不像外人看起来，光是软弱和妥协那么简单。他自己说，他用的是柔术，而非施以硬拳，取中国传统的柔能克刚之意。

（604）

黄郛重入莫干山后，包括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人都几次来电，催其北返，以便重新主持华北政局，但黄郛告诉他们，自己能做的基本做完了（“地方交涉已十完八九”），现在最重要的是防止日本找借口在华北攫取更多利益，因此对日问题，不应再通过他和政整会的面目出现，而应由中央正式与之交涉（“枢纽全在中央”）。这种情况下，如果他继续北上的话，只有害无益。

其实黄郛南下还有另外一层很难说得出口的原因。

那就是由于黄郛代表了中央在华北的存在，所以当时华北各地方派系也都开始“驱黄”，宁愿黄郛早点从自己眼前消失掉。

要他消失的理由，一边说黄郛“亲日”，一边又说他在华北主持“无办法”。

徐永昌在山西很有发言权，持论也较为公平。他曾以亲眼所及，说多年前见到黄郛时，后者“气宇何等闲静”，可是主政华北以来，却“时见其忧弱之态”。

就是以这样的“忧弱之态”，黄郛仍然拼着命在与各方“作努力谈话”。这使徐永昌发出感慨：人还是得注意保养身体啊（“人之宜修亦宜养如此”。）

饶是这样，这位徐大人却免不了也要“跟风炒作”，时不时地会来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风凉语言，不是说黄郛“似不能久”，就是要他“洁身恬退”。

最让黄郛感到尴尬的还是有人竟然挑唆他和何应钦的关系。

凭心而论，在对内对外的策略做法上，黄何二人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平时的磕磕碰碰都是有的，特别是在内部人事任免上，黄郛当然有自己的看法。可是某些自己别有用心的人，偏在背后说黄郛“别有用心”，是在争权。

照他们的狭隘想法，一山不容二虎，你黄郛跟何应钦难道不应该在权斗中决出一个胜负来吗？

何应钦亦是一难得的真君子，这么多年军政部长当下来，从来也没见他在军中自己拉出一个山头或者派别出来。他当然不会偏听轻信，来有意与黄郛为难。但显然，这些话听多了，当事双方的心里谁都不会好受。

唉，田园将芜胡不归，何况已背负一身伤痛。

毕竟，早不是仗剑走天涯的年纪，也早没有了年少时的争锋意气。

于是，人生百态，世间冷暖，再次被轻轻放下。你属于这里，属于这片幽静的山林。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耕读齐家。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为造福乡梓勉尽薄力（创办“莫干小学”以及成立“莫干蚕桑合作社”）。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但他终究还是要经常向北眺望的，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平静的河流下面总是暗潮汹涌，貌似中日关系已经出现缓和的华北，仍然潜伏着重重危机。

祷告，希望不要出事。

还是出事了，而且一出就是两起，让刚刚从黄郛手里拿过接力棒的何应钦措手不及。

（605）

一件就是所谓的孙玉勤事件。

长城抗战时，宋哲元曾从关外一个县城得到情报，成功地组织了罗文峪之战。尔后，萧之楚也在那里取得了几乎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的战绩。

这个地方就是兴隆。

现在的兴隆已经成了敌占区。日本人亲眼所见，此地像锦西那样，很多人家都藏着枪支，而且还曾给中国军队通风报信，都是名符其实的“刁民”。

先把枪收上来再说（“铳器回收政策”）。

每家每户都要把枪支缴上去，延误一点时间，即以土匪论处，马上“剿”你。

当时兴隆人都说，这是要把对付朝鲜人的办法用在我们身上了。

日本人怎么对待朝鲜人？

先是几家共用一把菜刀，然后，就让你享受一定的“待遇”，比如说我上马之前，你得给我跪下来，以便我踩在你身上上去。

什么，你觉得屈辱，想反抗？拿什么反抗，我让你找把菜刀都费劲。

现在，轮到我们当这样的亡国奴了。

见识过29军大刀的人们不愿当亡国奴，他们选择了揭竿而起。

《十三省》里面有十三个弟兄，兴隆一家伙出来十八个，领头的就是孙永勤。

在乡民的回忆中，孙永勤有着如今国家男篮中锋才有的身高，站立起来有2米高，加上皮肤黝黑，被称为“黑脸门神”。

另一份资料上说他手长过膝，力气很大，骑白马，使双枪，且行侠仗义，是一个标准得不能再标准的中国罗宾汉形象，估计如果上水泊梁山，也能排到头几把交椅里面去。

十八个好汉一个头磕到地，相约有四：见贼就杀、有死无降、爱护百姓、精忠报国。

诚哉斯言。他们是好汉，不会忽悠，不会虚伪，也不会做怪，说的到，做的到。

孙永勤当过护家防匪的民团团长，知道与日军实力上的悬殊差距，因此拉起杆子后，就采用了山大王们常用的那种办法，在山里跟鬼子绕圈子，打游击。

这正是关东军最头疼的一种打法。

追，追不上。围，围不住。堵，堵不了。最后连关东军司令部都惊动了，称其为“山耗子”。

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从这座山钻到那座山，一个热河省绕几个回合，不仅未被“剿”灭，人还越打越多，从原来的18人渐渐地发展到千人武装。

日本人看看“剿”不了，就想“招安”他们。

可孙永勤不吃这一套，说好有死无降的，怎么能变卦。

大家都看出来了，孙永勤的游击战术和勇猛精神，是符合我党作战特点的。这样的好同志，我们一定要帮助他。

到孙永勤举义后期，他实际已与遵化的中共地下党有联系，他的参谋长关元有即为秘密地下党员，其部亦更名为抗日救国军，号称“天下第一军”，人马扩大到5千之众。

对抗日救国军的发展壮大，关东军是不可能视而不见的。

既不受招，那就只能继续“剿”下去。

（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