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吓”也没起到作用，第一次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之后的谈判，日本人再也不用“蒙”和“吓”这一套了，高宗武豁了一把出去，反而在谈判中帮了自己的忙。

接下来就谈通邮的“纯技术问题”。

既然是通邮，那就涉及到办理邮务的机构，而这里面最难的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机构。

中方主张在长城口建立一个专门的商业机构运营邮政，以避免与伪满邮局打交道。这本来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可是日本人的目的不在于真正解决问题，而是要在这里面变出花样来，所以他们要求由中“满”双方邮政局出面，而这显然不那么“纯技术”了。

高宗武当然不肯答应。

双方谈判就这样“僵”了下来，而且一“僵”就是两个月。日本人也不是傻瓜，他可不会让你一直这样由“僵”而“拖”，在软硬兼施都没有达到目的情况下，不惜当面向高宗武发出威胁式的摊牌：你说吧，“行”还是“不行”，一句话的事。

高宗武冷静解释了一遍中国的立场，然后明确答复：不行！

日方代表没想到对方如此有种，敢这么“直挺挺”地对他们“说不”，当时就呆住了。随后宣布谈判完全破裂，再没什么可谈的了，然后扬长而去。

谈来谈去竟然谈“崩”了。这个结果让黄郛也没想到。前面高宗武临危不惧，毫不怯场的态度他很赞许，能拖上两个月也可见水平，可是真弄“崩”了又不好了，因为这显然不符合“不能冒险”的交涉原则。

高宗武一出谈判会场，还认为自己今天的表现是成功的，黄郛会因此夸奖他，未曾料想后者摇了摇头，大有不以为然的样子。高宗武顿时来了性子，当即对黄郛说，如果产生后果，责任全由他一个人承担。

那意思，你们是不是都怕了，我不怕。

黄郛看着眼前这个愣头青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倒是他旁边的殷同嘀咕了一句：这种谈判是出不了英雄的。

我们不能因为殷同后来真的成了汉奸，就完全否认他当时代表中方立场且争取国家权益的努力。实际上，从前期他负责的谈判来看，此人称得上是精明无比，仅谈判技巧一项，就远非初出茅庐的高宗武所及。

用黄郛的话来说，大家来进行这些谈判，就是为国家“唱戏”的，仅仅是戏唱得好不好，够不够水平的问题。

可是高宗武并不愿这样理解。自己勇敢地对日本人说出了“不”，不仅得不到同僚的肯定，反而还挨了批评，心里面真是又委屈又窝火。黄郛老前辈的资历和身份在那里，他不能明顶，对殷同就不那么客气了：你不是笑我想当英雄吗？告诉你，我离开南京之前就没想过要做英雄，更不会靠日本人来当铁路管理局局长。

后一句话明着就是讽剌殷同的，亦可见高宗武之年轻和不顾场合的意气用事。

（599）

在这段时间里，日军并没闲着，仅天津驻屯军就举行了两次军事演习，寻衅打架的腔调一览无余。黄郛非常着急，希望作为谈判主角的高宗武能够退让一点，以便重启中日谈判，缓和华北的紧张气氛，但高宗武就是不听他的。由于意见不统一，后者甚至还给汪精卫发了个电报，说黄郛对中央不满，这样的话，他只好收拾行李回南京去了。

此时正好老蒋到北平协和医院检查身体。黄郛便希望老蒋能出面劝劝高宗武。老蒋果真两次召开高宗武，不过并没有劝，连责备的话都没有一句。

老蒋待部下的态度是看人打发的。如果你是军人，哪怕是黄埔嫡系的，不管职位军衔有多高，都可能弄得你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据说曾有一位旅长被他召见，尽管做了些准备，见了面后还是紧张到浑身索索发抖，嘴唇机关枪一样突突地抖个一停，连一句完整的话也答不上来。老蒋还纳闷呢，以为可能是天气太冷的缘故，对方冻得受不了了，于是便走上去摸了摸他的衣服，用关心的口吻问是不是衣服穿少了。没曾想，不问不要紧，一问这挺大一个人竟然当场就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把老蒋自己都闹了个大红脸。

出糗的还不止他一个。另有一位师长，本来老蒋是想升他官的，他自己也做足了功夫，所以见面时基本没出什么纰漏。可是就因为精神放松了那么一点点，出门后一个不小心，差点滑倒在地。老蒋看见了，就说此人沉不住气，不堪大用，从此再也不提升迁的事了，你说惨不惨？

然而如果你是文人，那就另当别论了。老蒋深谙跟文人打交道的秘诀，这些人好的其实就是一个面子，你只要满足他们这个虚荣心，找你麻烦的人就少，否则的话，对方虽然没有枪杆子，那笔杆子和嘴皮子可都不是好惹的。

对高宗武，老蒋也大抵是把他当成一个恃才傲物的秀才对待的。同时，这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老蒋处理对日交涉上的矛盾心理，即既不想得罪日本人，又要在国人面前显示自己“强硬”的一面：与黄郛的政整会属于中央派出机构不同，高宗武代表的是外交部，直接就是中央，怎么能不体现一下“国家之正气”呢？

高宗武认为老蒋对他是默许和支持的，但他所不知道的是，其实老蒋在医院里跟黄郛还有更深一层的谈话。

此次谈话有一个重要的背景，那就是在察哈尔——29军的地盘，突然发生了张北事件（第一次张北事件）。

张北是张家口北面的一个小县城。这年秋天，日本天津驻屯军包括参谋川口清健等一共八个人，从张家口出发，说是要到从多伦去“旅游”。经过张北时，城门口的29军卫兵要他们接受检查。

在中国人的地界，接受中国人的检查，这本来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这几个家伙却愣是一口拒绝，碰都不让卫兵碰一下。卫兵当然也不能让他们这么一走了事，双方各不相让，争执不休。后来有一个军官过来进行了现场调解，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挥挥手让他们走人了。

事情就这么简单。知道日本人都是刺儿头，29军已经不与纠缠，大开方便之门了。可是就算你不想惹事，人家自己也会找上门来，理由就是：你们侮辱了“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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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日本驻张家口领事馆向张北驻军提抗议，接着北平公使馆又直接向宋哲元本人提抗议，层层加码，上纲上线，硬是把芝麻绿豆大一件小事“炒”成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最后，宋哲元除了派张北驻军的最高指挥官赵登禹向日方道歉外，又撤了一个连长的职。

黄郛说过，日本人的一个特点就是欲望无穷。

什么叫欲望无穷，就是这山看着那山高，快马加鞭，一直要往前赶的。

光这些就够了吗？

不！

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又提一条，那就是29军必须全部退到长城里面去。

幸好这回宋哲元学聪明了。他说这个事情我做不了主，得由中央做主。

如此一拖，就把事情给拖黄了。

仅仅履行一下正常的检查手续，就被敲了这么大一个竹杠，老蒋听得暗暗心惊，想体现一下“国家之正气”，其实就是顾一下面子的想法大大动摇。

在询问黄郛，得知通邮谈判已经因破裂而中止时，他也着急起来。

黄郛进言，如果双方一直陷于这种互不接触的状态，于中方最为不利（“久僵终非至计”），并不是说你不跟他往来，不谈下去，他就不会打你的主意。于局部而言，通邮这件事也不可能永远这样拖下去，终究是回避不了的。

只有打开僵局，保持对话，我们在华北才能坚持更长的时间（“尤信於大局必有裨益”）。

老蒋终于明白了，面子和现实之间，他只能选一样，而不可能二者得兼。

那就只有让步了。

双方重开谈判，中方不再提建立商业机构的方案了，同意邮务可由双方邮政机关办理，但必须在山海关和古北口各设一个邮务代办所，以避免与伪满邮局直接接触。

这已是中方能答应的最后底线，日本人知道再逼下去也没有用，勉勉强强地答应了。

尽管如此，由于日方居心叵测，到处夹枪带棒，所以谈判的推进仍然十分艰难和缓慢。最后南京政府只好派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亲临北平督阵，高宗武在里面谈一步便和他打一个电话，这才得以把议程谈完。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2月15日，在双方均未签字的“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中日正式通过通邮协定。至此，通车通邮谈判全部结束。

不久以前，我看到过一位学者关于通邮谈判的论文，其中论及中方的谈判代表表现过于呆板，转圜不够，而日本代表明显“技高一筹”云云。

我以为这有点雾里看花的味道，因为这已不是双方外交家的职业素养问题了。换个情境来看，假如我们也占领了日本的北海道，并有兵锋直指东京的可能，我就不信他有什么办法做到“技高一筹”，真这么有能耐，他们为什么不在同样高手云集的国联会场露上一手，而要弄得一败涂地呢？

文中还谈到，黄郛作为“第三者介入”，影响了主谈代表高宗武的决策。但在我看来，黄郛介入实出于无奈，他是华北政局的主持者，首当其冲的责任就是避免因谈判破裂而危机扩大，乃至影响全盘大局（“所争者小而所失者大，为国家计，绝非至策”）。

高宗武在晚年回忆通邮谈判时，说他和黄郛在观点上确实存在着“太多矛盾”，一老一少经常发生言语冲突，但他仍毫不讳言，黄郛其人“非常爱国”，而且谦和勤奋，在经验和能力上都让他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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