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随着江西战场越打越激烈，这个法子开始慢慢行不通了。老蒋多精的人，他这回直接把你的兵抽过去，而且限定日期，不去不行。蔡廷锴实在顶不住，只好把区寿年师派过去。自然了，临走时还要千叮咛万嘱咐地交代一番：无法是做做样子就行，你千万别来真的啊。

战场毕竟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做做样子”的区寿年遇到了彭德怀，后者统率的红三军团战力何等强劲，区寿年马上就吃了败仗，退到后面来了。老蒋这时候多少看出19路军是有点出工不出力的意思，于是大为光火，不断对蔡廷锴施加压力。

老蒋骂骂也就罢了，反正既然不想赔本，就不能指望这老头子会对你有什么好脸色。问题是这时候红三军团继续东征，对19路军控制的闽西地盘构成了直接威胁。蔡廷锴手忙脚乱，几乎把19路军和原来福建的其它杂牌部队全部动员起来，才勉强遏制住红军东进之势。

蔡廷锴想想这样不行，最后得便宜的还是老蒋，便打算和红军联系，双方谋和。

通过一番暗中接触后，19路军终于和红军签订了临时性军事休战和划界协定。蔡廷锴原本想和红军谈判共同抗日反蒋，订立攻守同盟的大计，但当时毛泽东已经靠边站，苏区主政的实际是李德、博古这些对国情不甚了了，只知纸上谈兵的人，他们不相信19路军有此诚意，无形中就把这一极好的设想给放弃掉了。

对蔡廷锴、蒋光鼐来说，这一结果虽不是最好的，但可以接受。一段时间里，尽管江西那边打得热火朝天，福建边境却基本相安无事。

然而好景不长，一个人的出现，使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此人就是陈铭枢。自从与老蒋翻脸后，他到国外转悠了半年，又回来了，并且回来后念念不忘的就是两个字：反蒋，反蒋，还是反蒋。

让政敌出国“散心”，原本是老蒋经常使用的一个招数。但这招其实并不是很灵，对方“散”了半天“步”，往往都是越“散”心里越窝火。钱花完了，回国后照样跟他对着干。

第19路军是陈铭枢一手带出来的，虽然后来不在军中直接任职，但仍有相当的影响力。他回国后即号召19路军进行倒蒋抗日，而且决心很大——

先联合两广。

广东不肯，就拉广西。

广西不上，单干也得干。

蔡廷锴当时就对此表示不赞成。倒不是不想反蒋，而是觉得时机未到，贸然行动的话，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果然，在联络两广后，那两边都觉得风险太大，迟迟不予表态。

看到两广的态度，蔡廷锴更倾向于维持现状，像两广那样形成半独立状态，让老蒋想吃也下不了嘴。

蒋光鼐开始也是接受蔡廷锴意见的。不过他与陈铭枢之间的个人关系更为接近，三言两语，很快就被这位原来的老上级打动了，反过来劝蔡廷锴不应顾虑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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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的蒋光鼐尽管名义上已经成为蔡廷锴的下属，但此下属非彼下属，说的话分量是不一样的。加之经过陈铭枢在军中一顿穿梭演说，大部分将领至少在表面上都不再对此提议表示反对。实际上闽变到此已刹不住车，不是蔡廷锴一人能够左右的了。

闽变从提议到正式发动，时间非常仓促。蔡廷锴从军事角度出发，认为即使起事，也应拖上两个月再动。

这个意见是很有些先见之明的。他摸透了老蒋的心思，后者只要手上有一点余力，是绝不会容许两广一直这样半独立下去的。到时这两个地方一与“中央”闹掰，你不拉他们，他们也会反过来拉你。这样，反蒋抗日的把握性更大。

同时，当时的19路军也不具备马上打大仗的准备，基本上要钱没钱，要士气没士气，要武器没武器，蔡廷锴认为这仗很难打赢。

可是陈铭枢的想法就不那么单纯了。因为在这之前，老蒋一再拉拢蔡廷锴，他见后者又一再犹豫，生怕对方动了心，一个不好真的被老蒋顺手拉过去，所以极力主张晚动手不如早动手，甚至说出了如果大家不同意尽快举事的话，就索性把他绑去南京请功这样的话。

此言一出，众人再无退路。蔡廷锴只有选择妥协，然而一出来就私下对身边的人说：19路军，成也陈铭枢，败也陈铭枢，都是他拉出来的部队，就算是败也只能随它去了。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1月22日，各方反蒋代表齐聚福州，当天就拉起大旗，成立革命政府，所有国民党员宣布脱党，把年号和党国旗也都改掉了。当然，他们能依赖的军事力量，仍然只有19路军。

陈铭枢决心这么大，是他认为老蒋起码有三难。

一难缺人助。这么多年来，老蒋一会儿搞你，一会儿搞他，变着法地“削藩”，整治自己的政敌，得罪的人数都数不过来。再加上强大的红军，人都不助他，安能再得天助？

二难缺兵丁。老蒋的嫡系部队中央军都在江西进行第五次“围剿”，杂牌又不听他的，估计抽不出兵力来福建。

三难缺力量。退一步说，就算老蒋真能抽出人来和我们对打，那他也打不过19路军。我们19路军是淞沪战场上的抗日英雄，一个师能打对方两个师，加上旁边还有红军帮忙，焉有不胜之理。

听上去，似乎句句在理，无懈可击，但这一切的一切，都还只是理论上的可能，要变成现实，必须有充分的准备，而在这方面，福建政府几乎是一片空白。

在刚刚听到闽变消息的时候，老蒋受到的打击之大确实难以言喻。据说在那几天里，他经常一个人“终日彷徨，莫知所措”，嘴里翻来覆去嘀咕的就两个字：糟了！糟了！

老蒋半生戎马，遇到的大风大浪可谓数不胜数，但能把他弄到这种失常的地步，应该说也是极为罕见的。

他怕的，正是陈铭枢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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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进入关键时期，经数月厮杀，红军终未能突破碉堡封锁线，不得不转入阵地防御。老蒋判断，19路军既然已和红军有协定，后者肯定会趁势进行大举反攻。到时候，如果南方的两广，北方的阎冯，旧仇新怨，大家都一窝蜂上来的话，其规模甚至超过当年的中原大战，纵使他老蒋生出三头六臂也难以招架。

不过最让他害怕的场景并没有发生。

没错，两广确实与老蒋不对头，但这种矛盾再深，在他们看来，还算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陈济棠打政治牌，靠胡汉民，胡汉民是党国元老，他还认为老蒋不是国民党的正宗，是“叛徒”呢。广东的李白也差不多，平时都以“中山信徒”自居。你现在连党国旗都不要了，那让这帮人以后还靠什么混？所以陈济棠不仅不愿意合作，反过来还撒毁了原先同福建的盟约，对边境进行封锁，乃至令蔡廷锴发出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感慨。

其他人的情况都差不多。实际上，闽变从初起到结束，都未有一省通电支持，连一向对19路军呵护有加的华侨这次都少有人呼应声援。

红军方面，继忽视蔡廷锴主动要求联合反蒋抗日的要求后，本来还可以迎来打破“围剿”的第二次机会。

当时已经靠边站的毛泽东就提出了最让老蒋发怵的大反攻建议，他主张红军主力应抓住机会，向无堡垒阵地的浙江突进，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并借此对南京政府的核心要地形成威胁。

然而那个负责军事的李德实在有够烂。他在把握战机和运筹帷幄方面，跟我们主席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开始是不动（“江西红军亦无反攻迹象”），后来动了，却是把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在无重武器配合的条件下，继续去啃那些个乌龟壳一样的碉堡。

本来已几乎被逼得无路可走的老蒋绝处逢生，意识到形势并没有自己预想的那么严重，遂大松了口气，并下断语：敌人（指福建政府和19路军）孤立无援，闽变不足平矣。

陈铭枢的运气实在很差，他的所有算计由于缺乏事前认真的准备，使“谋定而后动”变成了“先动而后谋”，结果美好的设想跟现实一碰撞，全部倒了过来。

既然你们都不出手，老蒋就得以出手了。他从江西战场上一下子抽出10个师，其中相当一部分为中央军精锐，张治中、卫立煌、蒋鼎文哪个都不是好惹的。最后老蒋为了毕其功于一役，甚至把在淞沪会战中跟19路军并肩打过仗，尚担负着警卫京师之责的两个近卫师都调了过来。

相比之下，19路军反而缺兵少将。他们到福建后，虽然主力已扩充为4个师，加上收编的其它地方杂牌，总兵力达到了7万多，但较为分散，加上广东的陈济棠翻了脸，已无后方之区分，只得四面设防，兵力看上去更为薄弱。

重压之下，其弊病也一一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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