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是铁，团结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坚。为什么要把“团结”两个字抬到如此至高无上的地步？就因为从古到今，我们身上最缺这个，而这个偏偏又是最要命的。

如果不团结，会有什么后果呢？

历史上，匈奴曾一度是对我们汉民族威胁最大的一个北方部族，最凶猛的时候，打起汉族军队来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把秦帝国和西楚霸王都先后给干灭的汉高祖刘邦，那算强了吧，带着几十万开国精锐之师，竟然被对方围在白登山七天七夜而不得出，后来还是靠陈平走了异族女人的后门，才侥幸捡回一条性命。

打不过，只好求和。

可是人家不答应，最后没有办法，狠狠心把公主也搭了进去，希望对方能看在彼此是亲家翁的份上，不要刀兵相见——此即“和亲”的由来。

然而到后来，匈奴不行了。原因之一就是闹了内讧，没怎么和汉军见招呢，他们自己人便四分五裂。

一堆人先降了汉，另一堆人自然独木难支，于是使出缓兵计，跟汉使说，要不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结成亲家，和和气气过日子得了。

做梦的你吧，汉廷儿女是你们配得上的吗？不准！

匈奴人怯了。那我降吧。

也不准！

现如今，你到哪里还能再找到匈奴的影子，它早就沦为了一个历史书上的纯粹名词。

风水轮流转，不知道什么时候，人心散乱却成了我们的痼疾。

打仗的时候还好一点，等到不打仗了，大家又各自拨拉起了算盘。

再说一件看上去芝麻绿豆点大的事情：北平公丨安丨局长的更换。

黄郛提了一个人选。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竟然遭到了在北平的东北将领的集体反对。

不是说黄郛提的这个人不合格，很够格——余晋龢，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还当过青岛市公丨安丨局局长。

那为什么反对呢？

不为别的，就因为原来的公丨安丨局长位置是东北军系统的人坐的。

我的位子动也动不得，绝不能给别的派系抢去，就这么简单。

好不容易摆平，把大家都劝到一张桌子前说话。他们倒是团结了一下，可马上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黄郛所代表的那个“中央”——南京政府。

事情是由下面的由头引起来的：

裁兵减饷。

30万部队打不了人家不足5万的部队（关东军），养这么多人干什么用呢，而且从当时华北实际的民力和财政状况来看，大战之后，也确实难以负担。

然而这个东西又是最触及神经的，因为没人愿意裁或者减。就连在长城抗战中表现不佳的东北军都持强烈的抵触情绪，认为打仗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凭什么这一刀要砍在自己身上。

推行“裁兵减饷”的结果，就是弄得众人都勃然大怒。

华北各省巨头，包括察省宋哲元（29军）、河北于学忠（东北军）、山东韩复矩（鲁军）、山西阎锡山（晋军），平时再英雄，都过不了这一关，对此无不牢骚满腹，一肚子不满。他们甚至向黄郛提出，要抛开中央闹革命，实行华北联省自保，并公推黄郛进行主持。

（572）

黄郛只好给他们一个个分析形势，讲清道理：关东军就趴在旁边，这样做不正中他的下怀吗？人家还求之不得呢。

其实，这帮人也知道“联省自保”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之所以要搞得这么激烈，无非还是怕“裁兵减饷”落到自己头上。

所以，吵归吵，闹归闹，该吃饭还吃饭，该睡觉还睡觉。

然而，关东军是不会让你们这么安稳的。这不，冈村宁次又来了。

按照日本人一向不占大便宜吃大亏，不占小便宜吃小亏的为人宗旨，冈村认为他又吃亏了。本来按照《塘沽停战协定》设定的陷阱，他以为黄郛是绕不过去的，河北十九县最后还得被关东军牢牢掌控。但事与愿违，几道关黄郛都闯过去了，华北政局也渐渐趋向平稳。这可不是关东军愿意的啊。

通过前面这几件事，冈村也看出来了，黄郛并不是协定签定前所认为的那种“容易搞定”的人。

他不是国民党却胜似国民党，说的话，做的事，全是向着“中央”的，根本看不出对关东军“友好”在什么地方。同时其人信念坚定，手段高明，在具体策略上都能做到有进有退，还特别善于从关键环节入手把握问题的要害。

碰到对手了。

世上什么药都有，就是找不到后悔药吃。停战协定签也签了，冈村只能重新找茬。

继长春、大连会谈后的第三次中日会谈开始了，这就是北平会谈。会议的名称，由日方定名，叫做停战协定之善后处理。

冈村在这次会议上咄咄逼人，完全是一副吃亏后一定要吃补点什么的架势。

黄郛要求日方交还长城各关口，完全撤退“非武装区”内的关东军，同时提出三项要求——

其一，不干政。要求关东军在其暂驻区（指长城一线）内不得干预当地行政。

其二，不进入。无华北当局同意，关东军不得再开入接收区域。

其三，不涉足。为完成察东及多伦的接收（当时多伦已被李守信伪军再次攻克），关东军应允许华北当局“自由剿匪”。

前两项要求，冈村为了表示“缓和”，都同意了。对于第三项，他则采取了拖的方法，说是要回长春请示关东军司令部后才能答复（其实根本就没打算实行）。

到这时候为止，冈村运用的都是一种避重就轻的办法。不太紧要或暂时不想染指的，他一笔带过，不肯答应的，含糊应付。

最关键的在后面。

对于交还长城关口这一项，冈村死活不答应。给出的理由就是，关内外交通堵塞，如果不优先解决恢复交通问题，就谈不上完全撤军和把关口归还中国。

从事后来看，冈村阴险就阴险在这里。所谓恢复交通一议，是他从中山、永津带来的那份“政治协定”上得到的启发。如果论专利权，还应该算在内田外相头上。由此开始，一个更大陷阱开始延伸出来。

（573）

当时伪满正值成立“二周年”，可是在国际上还是跟个孤魂野鬼一样，压根就得不到承认。日本厚着脸皮自己认了一下亲，在这之后，就没人应声了。倒是美国发了个通告，号召世界各国都不要予以承认。接着，英国也发了一个毒誓，说是它这辈子也不会承认这个来历不明的所谓“国家”。

真气人啊。

说这话的当然是日本。

就在英国发毒誓后，好不容易有第二个国家承认了。这就是南美的萨尔瓦多。

我们现在的新闻上很少有提到这个国家的名字，那时候也一样。在国际上有多大份量，大家自己想去吧。

日本做着梦都在念叨：你们就承认一下吧。

冈村提出的恢复交通谈判，解决实际问题不过是个幌子，真实目的，就是企图迫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直接或至少是间接地对伪满予以承认。

黄郛感到谈了半天，只是争到几个表面的承诺，而没有把长城关口给要回来，愧对国人（“欲为国家多争尺寸之地而未能”）。

参与谈判的几个人到很晚都睡不着觉，感到在无任何实力支撑的情况下，这样的谈判实在是非人所堪，不由得黯然神伤（“彷徨午夜，相对凄其”）。

可以想见，置身于我们这样一个耻感极强，甚至有些过分敏感的民族，对谈判的人来说，其背后不但不会有支持，反而一定会有无穷无尽的压力和责难。

从达成塘沽停战，到中日会商通车通邮，无论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极少有真正出于国家利益立场考虑问题的。

以地域而论，两广的胡陈（胡汉民、陈济棠）和李白（李宗仁、白崇禧）离得远，战火也影响不到他们，所以反对最烈，华北的各地方派系有切身利益，因此至少保持默认态度（当然公开立场仍是反对，不然怎么“爱国”）。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极奇特的“地方越远调子越高”的现象。

以性质而言，两广反蒋，胡汉民就揪住老蒋不放，老蒋赞成的，他就反对，反过来，老蒋反对的，他必赞成。平时自栩的老成谋国、公忠体国之类，都早就被这些“党国要人”、“革命元老”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黄郛深知这一点。他曾经评论过中日两个民族不同的特点，可谓一语中的——

日本气量很小，力气很大，而欲望无穷。我们的国人呢，眼光很短，调子很高，而基本上肩头都不负责任。

我不知道当年黄郛是抱着怎样一种沉痛和悲凉的心情说这一番话的。我只知道，我自己在刚听到这些话的时候，的确给我以很大的震撼。

哀吾民族之不幸，更悲吾民族之缺憾，百年以降，谁能拯之者。

（5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