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主子撑腰，李际春的胆子立刻壮了起来。乘着中国正规军队限于停战协定的规定，无法进入滦东，他就来了个猴子称大王，也在当地树了一杆旗。极具讽剌意义的是，旗号竟然也叫“抗日救国军”，李某自任“总司令”。

这一天，正是北平政整会正式成立并讨论处理“察冯事件”的那个日子。

老汉奸李际春一脸正气状地指着他的大旗：奶奶的，老子现在是抗日部队了，看谁敢打我。

关东军退走后，他便“接收”了地盘。他后来在被收编时，为了讨价还价，还说这是他的“抗日功绩”哩。

关东军所谓“倒戈的中国军队”当然不止李际春一个。

板垣在天津开他的“板坦工作室”时，不是也网罗过几个小喽罗，并搞过两次超级失败的“天津暴动”吗？

这时候他们也跳了出来。其中一个叫郝鹏的，跑到唐山，仿照李际春也树了杆旗，叫做“河北人民自卫联军”，一样当起了“总司令”。 这次弟，真应了“司令如牛毛，土匪遍天下”那句话。

其实原先被关东军特别看中的还有一位，这就是名声已经臭翻天的石友三。这厮被少帅掀翻后，就跟条野狗似的到处东奔西跑，谁给食就跟谁走。在热河战役发起前，日本济南特务机关机关长中野英光（陆大第32期）看上了他，掏出15万工作费，给置办了300支枪，让他潜入滦东“发展”。

石友三虽然寡颜鲜耻，但在汉奸这个行当里，比他更不要脸的多的是，而且他一板一眼，习惯的还是军人作风，讲究军事准备，没有李际春这些人动作快，一来二去，在日本人眼里，这位昔日的“老西北军勇将”就黯然失色，竟然还不如李际春值钱。

打抗日旗号固然有混淆视听的作用，不过听在关东军耳朵里总是不爽。于是，便把李际春、郝鹏、石友三等人捏合起来，搞了一个“华北民众自治联合军”，在唐山和秦皇岛各设两处机关，唐山这里由李际春、郝鹏当家，叫做“自治军”， 秦皇岛则由石友三把持，唤为“安国军”。两处人马总共达到万人，他们平时鱼肉乡里，所谓粮饷“就地自取”，而枪弹则由关东军暗中给予供给。

由于中国军队无法进入，这些汉奸“联合军”便占了便宜，最多时控制河北十九县中的十二个县，等于滦东大部分地区仍无法收复。

这一漏洞，中方并非没有看到。早在《塘沽停战协定》签定时，中方谈判代表熊斌就提出，关东军撤至长城一线后，如果在“撤兵地域”，发生“妨碍治安之武力团体”（即指伪军），怎么办。

冈村当时在协议中给出的答复是：等协定签完再说（“双方协议之后，再行处置”）。

停战协定签完，冈村在看完中山、永津等人带来的“政治协定草案”后，当场把肠子都悔青了，叹息自己还是“心太软”，早知道有这东西，一刀下去，把华北这块肥肉当场切下来都有可能。

这时候他就想到了那个“再行处置”。以后不管熊斌怎么找他商量撤退伪军的事，他都一拖再拖，就是不肯解决问题。

（569）

有了冈村在上面使眼色，下面这些大小汉奸伪军马上就心领神会。

停战协定签定后，何应钦也曾尝试清理滦东这些败类。他当时提出，可以将李际春收编为1个独立旅，应该说条件不错了。但李际春却趁机进行扩充，把几千人扩充到了一万人，而且还提出，即使收编后，他也不要到别的地儿去，就呆在唐山。

何应钦当然不能答应，结果他就以此为由，拒不接受收编。郝鹏、石友三们也有样学样，把滦东闹得乌烟瘴气，一片混乱。

冈村一看乐了，说你看你看，就收编这点事，你们都做不好，滦东治安这么差，我们关东军怎么能撤呢，得一块维持治安啊。

很长一段时间，在唐山和秦皇岛一带，到处都是日伪军，中国政府根本无从插足。

何应钦忙了半天，仍然无计可施，只好把这份本来应该军分会搞定的事，移交给黄郛。

黄郛眼光何等老辣。他一眼就看穿跟伪军打交道没什么用，这帮人不过是些提线木偶而已，要想解决问题，必须釜底抽薪，直接和他们的幕后主子——关东军进行交涉。

在那次长春会谈时，他除派殷同作为政整会代表出马外，另外还请了军分会代表雷寿荣（此人全面抗战爆发时亦入汪伪政权），又邀上北平公使官的辅佐官永津，四人对四面，大家一起谈。其用意就在于催关东军在伪军问题上表个态。

停战协定上写得很清楚，“非武装区”只能有丨警丨察，不能有军队，但是现在里面有这么多“伪军队”，怎么说？是你来“剿”还是我来“剿”。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冈村再能赖皮，也不能不认帐了。

不过这家伙眼珠一转，很快又想到了一个新的花招：移花接木。

伪军是不能再明目张胆地存在下去了，那就让他们去当“丨警丨察”嘛，对，“武装丨警丨察”，或曰“特种丨警丨察”。

在冈村嘴里，这样做完全“合情合理”：李际春帮“皇军”做了这么多事，万一收编后移到别的地方去，你们打击报复他怎么办？为了使他不受到“过去之责任”的影响，所以还是留在当地为宜。

你们不是需要维持地方治安的丨警丨察吗？这是个上好人选啊，如此你们省心，我们也放心。

当然，冈村也知道到这个时候只能丢卒保车，他说的“丨警丨察”，是从已有1万人的“自治军”中挑出3到4千的“优良分子”，而不是全部，且从军队到丨警丨察，其军事级别无疑也大大降低了。

如果从国防安全角度考虑，黄郛完全有理由对冈村的提议进行拒绝。谁不知道这些“丨警丨察”都是换了皮的伪军，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以跳出来当鬼子的“第五纵队”了。

但问题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在解决伪军方面除此之外已别无它法。伪军自己是根本就不愿意让你收编的，你自己的军队又不能进去灭掉他，关东军肯做此让步，至少在短时间内可以使这些“隐性伪军”乖乖地退到一边。

要知道，冈村当时说的可是“派遣幕僚从中斡旋”，那意思，不是被黄郛逼到一定地步，他还不愿出来说话呢。

让伪军大模大样地在那里跟你们中国人捣乱，岂不更好。

（570）

冈村一松口，黄郛认为机不可失，赶紧派殷同、雷寿荣，一步不让地与日方接洽伪军编遣事宜。

这就是大连会谈。

对于这样摆明是要编排自己的会议，李际春自然是不愿参加的，因为这就意味着他的“总司令”没得当了。但事已至此，可不是他愿意不愿意，接受不接受的事了，归根结底，一只狗再怎么能吠能叫，还能凶得过它的主子吗？

最后李际春乖乖到场，而且从始至终没有他主宰自个命运的份——决定他命运的是中日代表，是殷同和冈村。

大连会议协商结果，李际春的“自治军”留4千人编成保安丨警丨察队，隶属河北省政府，其余6千人解除武装后遣散。

李际春连个丨警丨察队长都没捞到，只是给了个面子，说队长人选可由他“推荐任用”。

这让李际春如何肯甘心。不管他愿不愿意，中方代表一个槌落下去，搞定。

李际春哑巴吃黄脸，想找日军哭诉。然而日本人对汉奸走狗一向都是持拿来就用，用完就扔的原则，所谓“皇军”欠李际春“人情”，不过是为了以退为进，保留部分伪军而生造出来的借口而已。

当然，李际春要去找中国人闹，他们也是支持的。甭管怎样，只要你自己有法子弄到好处，也行。

编遣的事木已成舟，无法更改，李际春就在编遣费上说事。本来大连会议确定的编遣费是30万，他就来个狮子大开口，涨到50万。

这笔编遣费可不是凭空说出来的，一共遣散你6千人，合每人50元，已经非常之高了，用黄郛的话来说，是“开中国遣散军队未有之先例”。

黄郛让雷寿荣告诉这姓李的，30万的数字已报南京政府，而且你还不要以为这30万来得容易，因为是开“先例”，都不好出帐，是硬借来的，增到50万，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不可能。

经过交涉，结果又给李际春追加了一个“编遣处委员长”的虚职，拿钱把他个人塞到饱，这才算解决了问题。

两个回合下来，黄郛已是精疲力竭。其间甘苦一言难尽。

可是等待他尝的苦，连一半都还不到呢，因为此时华北内部已经产生出新的裂痕。

当年何应钦和黄绍竑为什么要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一个交际花的客厅里？

派系复杂，人心各异，中国人在这方面似乎天生的弊病此时暴露无遗，哪怕是在外寇环伺的情况下都不能稍有更张。

当初围绕一个小小的察哈尔，多少人争啊。孙殿英知道吧，这个盗墓贼也打过察哈尔的主意，长城抗战后自说自话，把下面的7个团一下子扩增到40多个，在29军未进入之前，就准备呼拉拉地往察哈尔开了。

据徐永昌回忆，争夺最激烈的时候，就连老阎本人一度也动过“野心”，想出兵“迫冯（冯玉祥）离察”，将察哈尔据为己有。

为此，何应钦伤透了脑筋，在和别人谈及这件事时曾几次忍不住要落泪，说处理这些事情真是难啊，打日本人一个比一个蔫，可是为了争抢一点小小的家产，却你争我夺，都不惜弄到头破血流的地步（“几欲泣下，以为中国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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