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顾问马上跑到自己的房间里，给热河承德的关东军指挥机关猛发电报，要求尽快派兵增援，否则的话，只能放弃多伦后撤了。

李守信已经把形势渲染得很吓人了，他则更进一步，通过“合理想像”，把同盟军如何人多势众，己方如何拼死厮杀的“壮烈场面”夸张了NN倍，添油加醋地尽情描绘了一番。

最后展现出来的，就变成了“十万敌军围多伦”。

接到电报的是关东军在华北的负责人松室孝良少将（陆大第32期），他此时已没有办法再向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元帅汇报了，因为后者突然得了重病，正躺在长春的病榻之上奄奄一息。

就在武藤下达命令，发动第二次滦东战役的那一天，他终于如愿拿到了元帅的桂冠。但这顶帽子并没有能在怀里晤多长时间，仅仅一个月后，这位“名将”就翘了辫子。

还是那句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松室想来想去的结果是不能增援。

察北并非热河地界，《塘沽停战协定》刚刚签定，关东军如果这个时候就明火执仗地跑进去，无异于自打嘴巴。再说，就算派兵去解围，赶上这种雨季，行军困难，部队也无法按期到达。看电报上的情形，说不定关东军还没到达，多伦就已经不保了。

松室是一个典型的以华制华论者，知道李守信这支伪军部队有点战斗力，要是被同盟军灭掉的话，以后在察北就少了一只会咬人的狗，因此在派不了援兵的情况下，只得同意了日本顾问关于撤退的请求。

收到松室的复电，日本顾问十万火急地送去给李守信看。

李守信来得正好：那咱们还等什么，跑吧。

伪军于是撤出多伦城，一退300里，跑到内蒙赤峰的锥子山去了。

这么着，李守信就把多伦糊里糊涂地“借”给了抗日同盟军。当然，这种“借”属于三国刘备借荆州类型的，日后能不能“还”，不是靠“信用”，而是全凭双方实力说话了。

抗日同盟军成功收复多伦，这在当时轰动了全国，长城抗战失败后之沮丧人心顿时为之一振。冯玉祥和同盟军也都为此声誉鹊起，被国人视为民族英雄

曾经对老西北军表示过惋惜痛心之情的章太炎这次又点评了。他说，我们近代跟老外作战（当然包括日本），不是一个胜仗没打过（比如“一二八”淞沪会战时的庙行大战），可一直以来我们都有一个似乎永远也打不破的定律。

什么定律？

没法凭打仗从敌人手里面收复失地的定律！

章老不无辛辣地指出，现在这个定律被抗日同盟军给打破了。多伦，虽然那只不过是一个偏处一隅的小县，但被我们收复了，这是“九十余年所未有”的大事。

评点句句见血，掷地有声，实际上代表了塘沽停战后，国民对政府一种“怒其不争”的愤懑和不满。

打日本鬼子，我们还是看同盟军的吧。

大家都希望老冯和他的同盟军能再显一把身手，拿出当年老西北军的精神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把更多的多伦从日伪军手里夺过来。

（562）

老冯自己也很激动，公开通电南京政府，要求取消《塘沽停战协定》，否则同盟军就要自己出兵收复东北四省（包括热河省）了。

话犹在耳，这时候同盟军内部却先出了问题。

自从收复多伦后，日本人大为恼火。日本华北驻屯军武官柴山兼四郎首先向冯玉祥发出抗议。

老冯自然是没理他。

柴山见没有效果，就直接去找他认为的“家长”——坐镇北平的军事长官何应钦，说中国军队出兵多伦的举动，明显违反了塘沽协定中有关中日双方停战的精神。

可塘沽协定说的是中日两国，同盟军打的是满蒙伪军，跟小日本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有关系，柴山振振有词，打狗还要看主人，伪军就是我们家的狗，那是你们想打就打的吗。

何应钦分辩说，同盟军的成立并未得到过北平军分会和政整会的允许，因此他们在察北的军事行动，既非政府授意，我们也很难管得了。

柴山一听十分恼火，当即抛下一句硬邦邦的话，说如果你们真的管不了（抗日同盟军），我们关东军可以过来帮你们一道管。

这话让何应钦出了一身冷汗。

照柴山的意思，关东军没准还真要越过长城，以此为借口乘机侵入察省——人家武藤在签完协定后可是发过声明，说如果中国确实遵守这个协定，关东军马上撤回长城线，否则的话，那是要“断然膺惩”的。

柴山的威胁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早在塘沽协定未签署前，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就曾公开扬言，说为了保证“满洲国境”的安全，关东军有进占张家口的必要。

对于日本军人来说，有什么他们不能做，或者不敢做的吗？

此时，无论是为了“政令统一”，还是实施“中央防边计划”，蒋介石和何应钦都不能够容许抗日同盟军再继续存在下去。

所谓外战外行，内战内行，何应钦在关东军面前虽然力不能逮，但要说到对付自己人，倒也还是有些经验的。

直接动用中央军来攻击“抗日部队”显然是不明智的，别的不说，光老百姓喷来的口水就够你受得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自己先觉得撑不下去。

抗日同盟军既称“同盟”， 实际上是一个很多军事政治派别的联合体。中间既有方振武的“抗日救国军”、留驻察哈尔的29军后备部队，又有被何应钦取消番号后无处可去的东北义勇军，甚至还有很多中共地下党员——有资料显示，这实际上是西北军历史上第二次与我党合作。

时间一长，内部的矛盾就藏不住了。

东北义勇军的这些头领大多是认“中央”为正宗的，投同盟军是因为“中央”不承认，东北又回不去，一时找不到栖身之所，所以他们并没有铁着心跟着老冯干到底的决心。

等到何应钦通过关系向他们频摇橄榄枝的时候，就由不得他们不动心了：在同盟军里面，能够称得上老冯“嫡系”的应该是西北军旧部，他们是“外来人口”，只能算是杂牌。

当然了，投靠“中央”也是去做杂牌，但同样是做杂牌，做“中央”的杂牌毕竟还名正言顺，比在同盟军里面吃了上顿没下顿要强多了。

于是很快，冯占海等义勇军头领就或明或暗地“归顺中央”了。在军事力量上，东北义勇军与西北军旧部实为支撑同盟军的两大板块。他们这一动摇，整个同盟军立呈分崩离析之势。

（563）

此时庞炳勋和冯钦哉都同时接到了北平军分会的入察命令。不过这时候庞炳勋已被授命为“察哈尔省剿匪司令”，冯钦哉见已“物有所属”，“主察”看来是肯定没自己的份了，于是马上回绝了何应钦，理由也冠冕堂皇，谓之“三不能打”。

一不能“打”：人家是抗日的，我不能打。

二不能“打”：人家是老领导，我不能打。

三不能“打”——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凑中国人“三”这个吉祥数字，冯钦哉说是因为冯玉祥姓冯，他也姓冯，三百年前都是一家，哪有一家人打一家人的道理。

冯钦哉不愿去，庞炳勋却已经等不及了。这瘸子马上打点好行装，就要率部向张家口进发。

一直“躲”在北平的宋哲元知道不能再“躲”下去了。

“躲”，不是真的怕事，那是为了静观其变，当时局产生了明显变化时，那还是要出来的，要不然收谷子摘桃子的好事就要变成别人的了。

至于什么时候要躲，什么时候能出，全凭当事者掌握火候的功夫，或者说，就看你读三国悟三国到了何种地步。

宋哲元马上授意冯治安，由后者出面，对庞炳勋发出警告：察哈尔是我们29军的地方，没了察哈尔，我们就活不下去。你要是真的敢动察哈尔半点心思，我们就不客气了。

归结成一句话就是，君（庞炳勋）若打冯（冯玉祥），我必打君。

29军此时在实力上虽已大为损耗，但拿捏一个仅有几千人马的庞炳勋还不在话下，所以此言一出，瘸子立刻被吓了回去。

这边宋哲元又跑过来跟何应钦打招呼，请对方不要再派庞炳勋去察哈尔。

冯玉祥的事，我有办法搞定。

这已经是宋哲元第二次做这种“承诺”了，有没有用不知道，但何应钦心里不爽是肯定的。

我忙得昏天黑地的时候，你不晓得躲在什么地方，现在我都快搞定了，你倒又跑出来说“有办法”了，玩我是不是。

可是对于宋哲元的“请求”，他又不能不同意。原因其实跟庞炳勋的“顾虑”如出一辙，那就是怕拒绝之后真的把对方给惹恼了——29军这时候就驻在北平附近，一哗变起来那还了得。

反正对于他来说，庞炳勋也好，宋哲元也罢，谁进察哈尔都差不多，只要让冯玉祥离开，同盟军解散就一切OK。

得到何应钦准许后，宋哲元马上派人接洽冯玉祥，要他明察时局，停止军事行动。

内外交困之下，冯玉祥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要么拧到底，绝不妥协，甚至搞到和29军骨肉相残的地步，要么见好就收，保存实力，为今后抗日留一些种子，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是也。

见惯历史风云变幻的老冯终于作出妥协，接受何应钦提出的方案，以自己下台，换取让宋哲元和29军回张家口。

但是老冯的一片苦心，方振武和吉鸿昌却不理解，也不同意，坚持既抗日又反蒋：鬼子来，打鬼子；老蒋来，打老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至此，只好各走各路了。

（5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