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郛最不能原谅的就是这一点。因为谈判议和这件事非常敏感，只要老蒋缩一缩脑袋，他就可能要像济南一案那样当替罪羊了，最后不仅事情办不好，还要饱受指摘。眼前的事实就明摆着，今后的人们只要看一下这些电文，就会认为，你老蒋是好人，我黄郛是坏人（“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

因此，他这次终于忍不住了，当即提出，如果老蒋还要让他在华北支撑危局，一定要真实地遵守当初兄弟结义时“甘苦来时要共尝”的约定，不能把什么苦都推给别人，让他人来替自己顶缸。

情急之下，他还直接揭了老蒋“最高无上之决心”的底：那个决心还是日军侵入热河时，你在南昌动身北上时下的，如果你的“最高决心”这么管用，战局还会弄到今天这个样子吗？

黄郛这是真急了，的确有些“神经剌乱，急不择言”。对方好歹是领袖，即使是兄弟，也不能把人家扒得这么精光嘛。

说老蒋有做秀的嫌疑，这是难免的，站在他那个位置，也可能是必要的，但这里面确实还有一些他的真实想法。

在他看来，日军眼下已经胜券在握，兵临城下，他们会选择主动和我们停战吗？

绝不可能！

与汪精卫相比，老蒋很早就谙熟这样一个道理，即“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因此，不管黄郛怎么给他分析，他都坚持不相信“倭寇有休战诚意”。

他认为，所谓停战，不过是一传说！那是吓吓我们的，让我们自动撤退，然后日本人就可以不花一点本钱，唾手而得北平。

小伎俩而已嘛，以为我看不出来？

说起来，这也怪不得老蒋。天皇、政府与关东军并不是一码事，这个秘密连当时中国一流的外交家都不是很清楚，更惶论蒋汪了，这与国联外交失败前，中国外交政策侧重于对英美，而不是对日有一定关系。

那么如果我们重视研究日本，就能了解吗？也不尽然。

说到底，这世上很多东西，大低都属于潜规则的内容，如果你只会从书本到书本，从表面到表面，是永远无法领悟的。

此中关节，黄郛却早已看透，而且他还认为日本内部的这种矛盾，正是中方可利用之处。

他现在需要的只是时间，所谓生死时速，盖不为过。

见黄郛把兄弟誓言都拿了出来，老蒋受到了很大震撼，遂连日在庐山举行最高国防会议，探讨对策，同时向黄郛叹苦经，表示“甘苦共尝”的约定不敢忘记，自己如此慎重，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因为日本人“生性最狡”，怕上他们的当，而我们自己内部又“复杂万端”，不能不做到“统筹兼顾”。

关键时候，一个人的到来，把大家都解放了出来。

（548）

此人就是黄绍竑。

对于未经允许先斩后奏，可能得不到中央真正“谅解”的情况，华北主事的三个人都想到了，早在黄郛为正式谈判做着积极准备的时候，黄绍竑就已先期出发，搭车到庐山去进行专门汇报。

黄绍竑也知道此行责任之重，因此一路上不敢稍有停留。

5月25日下午4点，黄绍竑离开北平。

下午6点，到天津。见到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胡乱吃了一口晚饭，由于学忠安排，换专车南下。

午夜，到达济南。事先约好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只谈了二十分钟话后，韩复榘马上明白此行不同寻常，下达命令，不仅要专车，而且要专线，即专门辟出一条铁路线，让这条线路上的所有其它车辆一律停下，给黄绍竑的专车让路。

5月26日下午2点，到达南京浦口。从出发开始算，一共经历了22个小时。

那时候可没有什么动车组或者磁悬浮，能够跑这么快，已经是创纪录了。

南京到南昌，要坐飞机，不过不巧的很，没有班次了。这真是急死人的事，可也没办法。

第二天坐的是军用飞机，下午3点到达江西庐山的牯岭，一众文武官员早就虚席以待！

真人跟电报到底不一样，等黄绍竑当场把前方的实际情形一说，连先前声音嚷得最高的人也不言语了。

满朝文官终于认识到，如果不签停战协定，将面临三个恶果——

你要守，凭现有力量和国防设施，不光北平城守不住，华北甚至更多地方的丢失也只是一眨眼的事（“其结果平、津亦难保守，更难保其不沿黄河、长江流域以侵略中原”）；

你不谈，自有人谈，假以时日，日本在华北再树一个傀儡政权出来并非难事（“彼时日人必助叛逆，组织又一傀儡政府”）；

你放弃，自己倒霉，有人说日本人占领平津后，由于一片混乱会束手无策，事实上我们更加没有办法，时局将会更加艰难（“平、津有失，粮糈无着，后果堪忧”，“足制我死命”）。

看到听报告的人几乎都被说服了，老蒋也暗自松了口气，当着众人的面，就给下了定语：你们（黄郛、何应钦、黄绍竑）处理得对。

但是，老蒋自己，其实还是心有不甘。

他又给何应钦发了一个电报，要他从军事角度出发，确证一下北平究竟能不能守住。

后者明确答复：守不住！

同时，他也要求老蒋像当年“一二八”会战时一样，在战局不利时，尽快下定停战交涉的决心，以免遭受更大损失（“与淞沪停战，同一万不得已之办法”）。

听到黄绍竑和何应钦都说得这么斩钉截铁，老蒋明白黄郛绝不是在虚张声势，说的全是真话。

随后老蒋就给黄郛发来急电，告知“众意均已谅解”，只要“文字斟酌，打磨干净”，你们就去签吧。

这一天是5月30日，关东军规定的事限早已超过，再也不能拖下去了。

到达庐山的黄绍竑自言，他一汇报完情况，得到老蒋的首肯，就觉得放下了千斤重担。

这副担子，留在北平的黄郛却挑越越重。因为同一时间，日本外务省和北平公使馆也在加班加点。很多日本人都是天生的工作狂，在这方面，他们是一点不比我们差的。

可是，内田递给参谋本部的“外务省提案”并没有得到最快的响应。

（549）

参谋本部的衙门固然很大，不过关东军的架势一向也不小，现在又打了胜仗，能不看他们脸色再行事吗？你外务省搞一个什么提案，马上就要让我把这东西布置下去，武藤也要肯干啊。

不过这次他们好歹还是给了外务省面子，向北平公使馆的中山书记官发出邀请，准许他列席停战谈判会场。

黄郛在探听到这一消息后，知道不是个好兆头，赶紧再派人到北平公使馆，把对关东军说的那一套又反复说了多遍，希望对方能放弃提出政治协定，但中山已经打定主意要狠捞一票了，根本不予理踩。

正式的停战谈判马上就要开始，而黄郛已经用尽了他能想出的所有办法，结果怎样，只有听天由命了。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5月31日，中日双方在塘沽举行正式的停战谈判。

中方首席代表为参谋部厅长熊斌中将，日方首席代表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少将。

双方的姿态当然是不一样的，从谈判代表的军阶就可以看出来，本身就不对等，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谁让你打了败仗呢。

冈村一副战胜者的腔调，那是完全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的。他当时可能完全预想不到，十二年后，他也会作为一个屈辱的战败者，垂首弯腰在投降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冈村准备了一个停战协定草案，并且说明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方案，一个字都不能更改。

熊斌愣了一下，也拿出一份中方拟定的停战协定草案，可是冈村连看也不看，就扔在了一边。

要签，这签我们这一份。

现在是上午9点，再给你们3个小时考虑时间，到11点以前必须作出答复。

怎样答复，非常简单，yes或者no。

停战协定跟永津当初代表关东军提出来的条件差不多，即中国军队必须撒到停战线以南以西，随后关东军自动撤到长城一线，原被其占领的河北十九县由中国方面重新接收，但不能驻军，只能以保安队丨警丨察来维持治安。

这实际上就是关东军通过“弹性用兵”的方式，在长城以南设置了一个100公里缓冲带。

熊斌不断地与其他代表商榷，一共五个条款，几个人睁大着眼睛，一遍遍地“咬”过去，确保不会出现承认伪满和割让东北热河这样的绝对禁忌。

还好，没有发现可以被对方抓住把柄的地方。

他们也想跟日方讨价还价，可战败者哪有还价的资格和权利。冈村愣是板着个臭脸，别说一步，半步都不让。

熬到10点50分，离最后时限只有10分钟，熊斌看到已无任何转旋余地，不得不颤抖着手，在日方提案上落笔，签字。

日后一直被口诛笔伐的《塘沽停战协定》至此尘埃落定。

但是最让大家担心的政治协定却一直没有露面。

老天保佑，在这个令人心悸的时刻，黄郛的出手终于收到了奇效——关东军根本就没让代表外务省的中山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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