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对于参谋本部和关东军以战逼和的方式，有吉明本人是相当不认同的。他认为这样蛮干，只会把中国逼到不惜与之同归于尽的地步，最后搞得华北一地鸡毛，不可收拾，反而影响“满洲国”的“国境”安全和日本的既得利益。

和黄郛见过面后，有吉明抑制不住兴奋，当下就给自己的上级领导——外相内田发电报，说了黄郛一大堆好话，建议外务省对黄郛予以全力支持。

日本外务省对国民政府派员北上主持政务这件事，起先是很不乐意的，原因是以前的华北政权由东北军掌握，自从张学良下野后，名义上处于空白，而日本政府一直心怀叵测，他们从对华分而治之的目的出发，宁愿华北与中央对立，由其扶植的傀儡政权或至少地方独立政权控制，以便于他们可以从中操控和挑唆。

有吉明这一吹风，使内田的态度出现了松动：虽然都是中央任命的，但此“员”非彼“员”，既然你说黄郛这人比较上路，那就让他来吧，我们不反对。

日本政府笑脸相迎，黄郛却不笑，也不走。我该说的都说了，你们是不是也应该表示一下。

他问根本博：是不是我们的军队按照你们设定的停战线，撤到密云，你们就可以停止进攻了？

根本博有了前面跟陈仪交涉的经验，怕再有变化，就去问关东军，让他们拿一个权威的说法出来。

武藤随口答了一句：支那军队只要退到我们炮兵打不到的地方就可以了（“日军守备区域炮程不及之地”）。

黄郛一估算，密云应该算在“炮程不及之地”，因此，在何应钦来询问时，他便按照这个说法进行回复。

战事不利，何应钦已没有多少可讨价还价的余地了，听说原定的停战线仍然有效，马上就表示同意，并敦促黄郛尽快北上。

看到停战已有可能，何应钦又催得甚急，5月15日，黄郛终于坐火车北上，前去天津。

从此，他踏上了一条真正的艰险之途。

尽管国联干涉和第三国调停，在当时都已频于绝望，但在越炒越热的国内舆论环境之下，和日本人发生直接交涉甚至停战谈判，仍然是相当一部分国人所不能认同的。

一些“爱国团体”甚至公开声称，谁要敢参加中日谈判，谁就是卖国贼，那是一定要修理的。

两天后，火车抵达天津站，车尚未停稳，就遭到了袭击。

一颗丨炸丨弹被扔在车里，目标非常明显，就是冲着黄郛来的。幸亏他早年也指挥打仗，动作尚算敏捷，没有伤着分毫，但是他的卫兵和几个无辜的旅客却倒在了血泊之中。

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下马威。

喊一声阿弥陀佛吧，如果就这样被当成“汉奸”给挂了，那可太冤枉了。

来接站的是时任河北省主席的于学忠。他现在坐困愁城，天天都指盼着有高人指点，能帮他走出困境。黄郛到天津，对于他来说真有如久旱逢甘露，一接到家里，连客套都顾不上，就急着问中央有什么解困的办法，同时再三表示，只要中央拿出解决华北问题的办法，他一定坚决服从。

此时的华北战场形势，比黄郛原来在上海预想的还要糟得多，简直可以说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520）

在收到黄郛从上海发来的回电后，何应钦认为与日本已经交涉成功，就着手将部队撤到密云以南的怀柔。

有人说，我们为什么要撤，不是还有一个萧之楚第26军和最后一道预备阵地吗，为什么不跟日本鬼子再拼一把？

那拼完怎么办，莫非平津就不守了。何应钦的算盘是，一方面按照停战条件，可保证日军不再穷追不放，另一方面怀柔北部也有山地，在防守上并不是全无凭恃。

5月15日当天，徐庭瑶在接到何应钦关于撤退的命令后，开始有组织地撤退部队。随着萧之楚第26军最后撤离九松山，南天门以及南天门以南的六道预备阵地，至此全部失守。

部队的撤退总是伴随着浓浓的悲情。在大部分物资转运密云后侧的怀柔后，尚有几百袋大米来不及运走。

此时，怀柔城里的大部分老百姓都已逃离，为了不把粮食留下资敌，第17军负责断后的部队准备一把火全部烧掉。

浇了煤油正准备点火，有个看庙的老道跑来，双膝跪下，要求当兵的不要烧。

因为城里还有几个死也不愿离家的老人，万一点起火没法控制，他们也没有能力救火，人遭殃还是小事，可密云城也许从此就要毁掉了。

是啊，仗打输了，可是留下来的人还要活着，逃走的人还可能再回来，这座城市还需要继续延续它古老的生命，给他们留一点希望吧。

部队最终没有点火。

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人道，战争越残酷，越显其珍贵。

两个多月的时间，第17军（也包括部分东北军官兵）的忠骨遍于古北口和南天门附近，因部队匆匆撤离，根本来不及掩埋，又是一位出家人站了出来，他是一位看庙的老和尚。

这位法师带着徒弟们以及当地乡亲，捡拾烈士遗骨，从远处背来好土（本地多石少土），遂建成一墓，这就是著名的“肉丘坟”。

据说夜深人静之时，附近村民常能从这里听到喊杀之声不绝如缕，又说后来曾有一队日军晚上经过此处，竟绕坟一夜无法走出，或曰鬼迷路，最后不得不跪下磕头后才得以回营。

对这些说法，我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尽管我并不迷信。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不亦壮哉。

作为整体的古北口战役虽然失败了，但精神不灭，徐庭瑶和他的一班弟子们从此卧薪尝胆，徐图自强，若干年后，从他们中间，不仅走出了一批抗倭名将，还诞生了中国数得着的机械化铁甲兵团。

也许耳边还会响起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爸爸的草鞋》。

我以前只把它当成单纯的校园歌曲，其实不是，因为第17军的官兵当年正是这样穿着破烂的草鞋，夜泊青纱帐，天明山海关（泛指长城关口），不断“启航”的。

虽然后来他们几乎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承受了太多的“半世纪漂泊的沧桑”，然而我敢断定，“山海关”永是他们梦中最值得追忆的所在。

（521）

撤出密云后，何应钦转而以北平为中心，重新部署防守阵形。

第17军大部分屯守怀柔、顺义一线，进行休整和补充，独抽出刘戡师担任北平城防任务。

这些部队皆为疲惫残破之师，实际无法立即投入作战。

幸好还有一个棋子。

这就是黄绍竑先前通过“又骗又吓”的方式，把孙殿英顶上去，从而换过来的傅作义第35军。

傅作义从独石口脱身出来后，一直蹲守在怀柔西南的昌平，此时奉命东移顺义——他和萧之楚一前一后，作为北平之屏障，萧之楚负责防守怀柔北面山地，他则防守顺义牛栏山。

既然自己已经撤到了停战线外面，何应钦理所当然地认为日军也应按照约定停止进攻。

当时的日本驻华外交机构，分三个地方，上海和北平都各有一个公使馆，天津则有一个总领事馆。

何应钦便派原任南京政府参谋部厅长的熊斌去日本驻北平公使馆，找到辅佐官永津，表示已按日方要求将部队撤到密云以南，希望对方也能按照承诺，通知关东军停战。

所谓停战的口头约定，是上海公使馆的根本博、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与黄郛共同说好的，此时黄郛尚在赴天津的路上，有没有这回事，永津只要发个电报给根本博或者武藤，确认一下就知道了。但这家伙真不是个东西，他看出中国军队已处于全面颓势，才不管你们有没有什么口头约定呢，马上就给武藤发了一个相反意思的电文，告诉他，现在中国军队真的不行了，不乘这个时候来个“宜将剩勇追穷寇”还等什么。

武藤现在很听这个永津的话，而且他自己对脱口而出的那个停战线也后悔不已，觉得又吃亏了。

计划不如变化快，如今他所谓的“炮程不及之地”，可再也不是什么密云了，而是北平。在他看来，密云本来我伸手一捞就能捞到的，要你们撤什么撤。

正好永津给他来了这份电报，他也就顺水推舟，揣着明白装糊涂，命令部队马不停蹄，继续向前推进。

欲壑难填，得寸进尺，言而无信，忒不地道，即使你把这些词汇统统都搬出来，用来形容日本人，仍然会觉得不够用，也难怪他们自己学了汉字，还要再创日文。

武藤这时看到西线守军虽然主动撤退，但并非溃退，且步步为营，很有章法，判断其仍有一定的抵抗能力，便转而从东线策动进攻。

东线和中线现在如何？

比西线还要惨得多。

早在第17军苦苦支撑第二道预备阵地的时候，滦河防线就已经被熊本师团击破了。

当时，日军从滦河上游的迁安出发，渡过滦河，从第29军和王以哲第67军的结合部位一穿而过，其主力绕至喜峰口侧后，对29军形成了前后夹击之势。

第29军匆忙御敌，两面抵挡，顾左顾不了右，顾前顾不了后，坚持到5月15日，不得不向西撤退。

在武藤再次发出进军令后，本来已稍事停息的熊本师团又继续开始追击，而仅仅两天的时间，两军情形又大不相同，基本表现为：狠的更狠，差的更差，直至各自的极点。

（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