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长罗文干是“一二八”事变爆发当天履任的，他对列强的这种“势利眼”看得最为清楚。据他说，在战役进行当中，只要轮到中国军队在前面打胜仗，英法大使馆就会不停地打来电话，约他过去谈一谈（也就是要求居中调停），态度不知道有多好，感觉倍有面子。相反，日军占了优势，那就得你去求别人了，经常出现的情况就是：傻呆呆地在人家大使馆里坐等, 等个个把钟头, 都不带理你的！

长城抗战打到现在，战况不言而喻。别说让你等了，列强们干脆把自家大门都关了起来。因为这毕竟不是日英同盟那个时代了，就算是西方大佬们，也已看出眼前的东瀛早非吴下阿蒙，而是彻彻底底地长成了一只不听约束的亚洲恶虎，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惹得起的。于是，这些国家都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没一个愿意这个时候跑出来自找晦气的。

英国更好，堂堂“日不落帝国”，看到日本关东军如此凶猛，竟然还看起了日本人的脸色，不仅不帮中国人说话，还低声下气地提出想组团到东北去和日本共同“开发资源”，当即被日本毫不客气地予以拒绝。

如此一来，“第三国交涉”的道路就被堵死了。剩下来的只有从先前中国最不愿意的“直接交涉”这条路上想想办法。

在与日本直接交涉，或者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谈和的问题上，当时的党政军两巨头蒋汪是意见一致的，不过出发点却有非常微妙的差异。

为什么说蒋汪呢，因为后面那个汪又回来了。

自从和张学良闹翻辞职后，汪精卫先去上海，随后就以赴欧洲养病为名出了国。当时，热河战役刚刚结束，面对如此北方大省在短期内全部沦陷的事实，人们又想起了老汪下课前的预言，结果在舆论偏向上使他优势尽显，国民党内也出现了一片要求他回国主政的呼声。

见自己声价涨了上去，久经宦海的老汪自然很是得意，趁势开出价码，声称张学良必须辞职，否则他就不回来了。

等到张学良正式通电下野，汪精卫面子里子都有了，也就高高兴兴地回来继续当他的行政院长。不过，人是回来了，思想却变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汪精卫是“卖国贼”，汪派就是投降派。可是大部分人可能并不了解的是，其实原先的老汪还属于标准的“主战派”，说起如何跟日本人干仗，那也是一套又一套，蛮像那么一回事。当然，这正符合民国时候的特点，即武人多喜论政，文人更爱谈兵。老汪枪把子都没摸过，更没上过战场，可是最初也和普通国民一样，开口闭口就是要打一下再说。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会战，甚至到热河战役前，他都坚定地认为可以与日一战。

在民国政坛上，汪氏给人的印象就是“变色龙”，其政策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忽高忽低，常常让人摸不着头脑。比如，他刚开始在国民党内是以左派面目出现的，言必称联俄联共，那句著名的口号“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出去”就是他第一个喊出来的，可是宁汉分立后不久，眼见共产党失势，没多大一会，他就又摇身一变成了最坚决的右派，对共产党喊打喊杀，势不两立。又比如，蒋汪胡三国大战，汪胡本来是联盟，然而在他看到蒋介石有可能东山再起后，却连招呼都不打一下，就果断地抛开了胡汉民，与老蒋站到了一边儿。

（502）

汪精卫的这种多变特性，一方面，固然是其适应政坛风云变化，最大程度上获取政治利益的策略选择，但另一方面，也跟其既偏软却又易于冲动的性格有关，某些时候，甚至可用一句“墙头草，见风倒”来形容。

即使在回国复职之前，老汪仍然认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其要旨还在于坚决抵抗，因为“不抵抗势必影响对日外交”，他也深知“先有抵抗然后有交涉，今后抵抗愈得力，则交涉愈有希望”的道理。可是回了国，亲眼见到与“一二八”会战时已迥然不同的战争局势后，他的立场马上就发生了明显变化，逐渐从主战向主和转变。

汪精卫当然不会去前线，了解前线战况的方式是通过战报。

这是一份第17军从南天门前线发来的战报。

引起老汪注意的不是上面“杀敌5000”的渲染和描述，而是他发现那里真实的战况，其实与他原来的想像相去甚远。

原来华北不是上海，华北战场也不是当年的淞沪战场，这里有的是日军上次没拿出来或未充分使用过的长管重炮和坦克。

战报中称，南天门一线工事经一个多月时间的精心打造，本来预计可以守至少2个月，然而被日军重炮一轰，不到10天（实际为一周，7天），就连工事带泥巴，全给炸翻了，甚至有“连人带枪，全被淹没”的事发生。

自此在汪精卫脑海里一直翻腾着的，就是战报中那句触目惊心的话：“人来的是阵阵的炮弹，我去的是一堆堆的血肉！”

不在一个层次啊，这仗可如何打法呢。

这还只是从书面得到的间接印象，很快就有到过前线的人跑回来告诉他：现实更加可怕。

汪派骨干陈公博曾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做《苦笑录》，其中记载了他当年作为实业部长，在长城抗战中后期到华北慰问劳军时的所见所闻。

他倒没有亲眼看到日军炮弹如何厉害，而是发现平津似乎早已换了主人，战役尚未结束，日军却俨然已经成了这里的胜利者。

在北平，尽管已宣布全城戒严，但驻在当地的日本军官却可以拿着通行证，来去自由。

这还不算什么，毕竟当时中日并未绝交，就算戒严了，日本公使馆的武官们说他们呆在屋里不习惯，需要出去转转，你也得给他们发通行证。

让陈公博感到最不可理解的是天津卫。

当时担负天津守备任务的是东北军大将于学忠。他要往滦东输送部队和军用物资，就必须通过天津西面的塘沽。按理说这是绝对的军事机密，可是塘沽驻扎着日本华北驻屯军，他们的宪兵每天站在车站前，拿着本子做记录，部队来往的番号和数量全都记得清清楚楚。

到滦东情况不妙的时候，于学忠为了加强防守，在天津周围建造了几道防御工事，结果给天津租界里的日本人（当然也是华北驻屯军）知道了。这帮家伙提出来，他们一定得进去“参观”一下——理由？我们皇军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

于学忠屡次推托，最后被逼得实在没办法，只能让几个参谋陪着日本人去“参观”。

在当时的陈公博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

进攻，添多少兵人家了如指掌，防守，连建个工事都毫无秘密可言。这难道就是报上连篇累牍宣传的“正在不断打胜仗”的华北前线吗？

于是，陈公博真的只能“苦笑”了。

（503）

实际上，这时候国民党大员中有“无法抵抗”想法的已不在少数，只不过以汪为首而已。

与汪精卫相比，老蒋并非是“怕”，而是另有打算。

蒋汪胡，当年国民党内的三个顶级强人（或曰三个冤家），各有各的性格特色。胡汉民爱钻死胡同，一点开不得玩笑。汪精卫是能言善辨，舌头上面能生莲花，但往往心口不一，很容易改变主意。老蒋给人的印象则是“威”，喜怒不形于色，口才也谈不上好，然而几乎没有一个部下不怕他的。据说当年晋见他的将领中，有的因为紧张万分，竟然内衣湿透，还有的当面应付过去了，临走时却由于精神再也支撑不住，冒出众目睽睽之下滑倒在地的糗事。

我不知在哪里还曾看到过一则关于老蒋的秩事，说某次他的座机在空中遇险，众皆失色。然而蒋始终镇定自若，就象没事人一样，继续在座位上看书，直到警报解除。当然，你要说这是做秀也可以，不过在那种情况下能够如此做秀，一般人恐怕还是难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