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军的宋哲元在公开演说中声称，可以通过“夜战近战策略”搞定日本人，那也就是当着群众的面说说而已。现在大家关起门来讨论战局，就不能再玩虚的了——“夜战近战策略”要是真的这么灵，喜峰口还不全是29军的天下了。

这倒不是说杨杰的计不好，计是很好，但实行起来根本不可能。在座诸位都跟日军真刀实枪地交过手，关东军的战力如何，我们自己有多少料水，都一清二楚。两侧配的那2个军，如果是中央军或与29军相当的部队或许还能勉强一试，你把东北军放上去试试，别说2个军了，就是3、4个军，也没法歼灭日军主力。相反，更可能被对方一顿死揍，不仅“歼”不了人家，还会蚀掉老本，把平津直接给交代了。

大家都知道“诱敌深入”行不通，但谁也不愿意站出来点破，只好任凭杨杰在那里“发炮”。

说起比较虚的“妙计”时，杨杰很带劲，但具体到实际，他又强调北古口前线（现在是南天门前线了）相当困难，必须增援。

接着，“大炮”又着力渲染了一下自己负责的前线是如何“相当困难”的，包括日军大批涌入，战斗异常激烈的情形。

这里面有一大半当然都是“军事家”关着门自己在房间里“合理想像”出来的。

到这时候为止，杨杰还不知道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老蒋难得到北平来，前线也没去过，你要是一对一地给他汇报工作，吹点牛或许还没问题。现在旁边坐着一个何应钦，他天天看前方战报，南天门那里究竟怎么回事，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从职务上说，何应钦又是杨杰的上级。当着老蒋的面，他自然不能认同部下的这种说法，于是当场就提出异议：南天门战事很激烈吗？不可能吧。据我所知，整个长城防线现在可都没有什么激烈战事。

其实何应钦还算是一个比较温和宽厚的长官，话里面也留了台阶可下。这时候杨杰如果打个哈哈，支吾一下也就混过去了。可他那天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竟然来了一句：我刚刚从前线回来，怎么可能不知道那里的情况，当然是很激烈了！

这下好，你信誓旦旦，大爽特爽了，可把别人给逼到绝路上去了。

假设杨杰的话是真的，那何应钦的问题就大了。这不明摆着连你自己的下级都不如吗。

虽是两人之间的争执，老蒋可一直在瞪着眼看呢：整个华北战局都交给你何应钦指挥，却连战场的基本情况都不知道，你究竟吃的什么饭，当的什么心？

为了证明自己，何应钦一改老实厚道人的本色，当下就让人打电话给前线的徐廷瑶，询问南天门前线的情况。

毫无任何悬念，徐廷瑶的回答是：前线很平静。

杨杰顿时“满面通红，一言不发”。

不久，老蒋下令，撤销杨杰军团长及古北口总指挥职务。

据当事人黄绍竑后来回忆，杨杰与老蒋真正分道扬镳，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会议结束后，老蒋单独从前线把徐庭瑶叫到北平，问长问短，其实大意就一个：29军在喜峰口干得不错，打出了威风，你们是中央军，是嫡系，可不能给我丢脸。

杨杰走后，古北口总指挥自然就变成了徐庭瑶。

一个电话，算是暂时解除了老蒋对何应钦的信任危机。

（467）

既然“军事家”不起作用，只能靠老管家守大门了。他给以何应钦为首的北平军分会布置了任务，要他们一定要靠现有兵力“竭力抵抗”——给你们讲明了，指望再增加援军是不现实的。

北平军分会现在由两个部长当着家。军政部长何应钦以代理委员长之职主抓军事，内政部长黄绍竑以参谋长之职在协助军事的同时，主抓政治。

黄绍竑的后面还有一个从南京带来的参谋团，里面就包括郑洞国那个咋咋唬唬的老同学严武。

这个黄绍竑颇不简单，他曾经是桂系的第三号强人，李宗仁、白崇禧过来就是他了。但是后来在中原大战时，由于追究失败责任的问题，跟前二位闹翻了，结果跟着老蒋做了小弟。

民国的军人，就好象宋朝崇拜儒将一样，一说谁为“儒将”，即身价倍增。不过由于去清末不远，里面确实也有一些人的国学功底很深。老记者曹聚仁回忆他采访淞沪战役时，碰到过一位参谋长，侃起宋明理学来竟然头头是道，连一般读书人都知之不详的“鹅湖之会”也能讲出个子丑寅卯来。实际上，当时的程潜、罗卓英等人都善写旧体诗，黄绍竑不写诗，但会写词，而且据内行评判，已具有相当水准，端的是位能够“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将才。因此之故，老蒋对他还是很赏识的。

早在热河之战后期，他和何应钦就被老蒋双双派往北平，其中黄绍竑一去后就被点名担任北平军分会的参谋长。

一开始，他听说仅仅是去给张学良做一个参谋长，还很不情愿。

你要我一个中央的户部尚书去给地方诸侯当幕僚，也太丢份了吧。

但这东西不能明说，革命不分先后，哪里还能再论什么贵贱。

按照规矩（也算是一种潜规则吧），领导派职务给你，就是不想干，也得给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先。黄绍竑给出的理由，一是与少帅不熟，不好共事；二是自己所长在政而不在军，怕误事。

老蒋什么人，黄绍竑肚子里那几根肠子，他还会理不清楚。一句话就打消了对方的顾虑：“北平军分会仍然是（属）我的名义，你就是我的参谋长！”

那意思，你还跟着我干，而不是跟着诸侯干，一点都不丢面子。

随后，老蒋又添了一句：何应钦以后要在那里主持，你可以协助他。

何应钦是军政部长，如今也到北平“屈就”来了。听到这一节，黄绍竑终于答应北上，并在何应钦主持北平军分会后与其结成了一对军政搭档。

自从老蒋在北平军事会议上定下调子后，这对搭档就知道今后的日子难过了。不给援军，还要能“竭力抵抗”，就是要勒紧裤腰带省着用，撑得一日是一日。

两人赶紧商量，看用什么办法能“省着点花”。

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缩短防线。

当时东北军第57军（何柱国军）在山海关附近的石门寨担任防守。随着界岭口和义院口的失陷，它就像退潮后落在沙滩上的贝壳那样，实际上孤悬在外面了。

何应钦和黄绍竑都认为这样比较担风险：无论是冷口还是喜峰口被日军突破，何柱国的后路都会被截断。与其如此，还不如提前把何柱国军撤到后面来。

（468）

北平军分会随即命令何柱国，除第115师（姚东藩师）和骑兵第3师（王奇峰师）留守石门寨外，其他主力全部撤至滦河西岸。

应该说，此举不失为高明。虽然防线有所收缩，但撤至滦河西岸后，一来可以破坏滦河铁桥，以此为险加以固守，二来可以与冷口方面的商震军互为倚重，增强彼此的防御力量。

然而事情非常蹊跷，军分会头天发布命令，第二天北平的日本报纸就把消息登了出来。

这样一来，北平新闻界舆论大哗。这个消息军方连我们也蒙在鼓里，日本人却先知道了，难道说是日本人让军分会这么做的？

你们是不是退让了，妥协了，投降了？

何应钦也觉得相当不可思议，只好不停地跟记者做解释，打太极，声明这次军事调动纯粹是“战略因素”，而无半点“政治上的关系”。

事后分析，泄密的原因无外乎两条：一是出了内奸，二是密码泄漏了（当然还是有内奸）。

北平有汉奸特务，其实这个事早就有人提醒他们了。

提醒他们的不是别人，正是此前秘密抵达北平的老蒋。老蒋在召集军事会议的前一天深夜，就把何应钦和黄绍竑叫到他那里，告诉两人，根据可靠情报，老牌“中国通”、原任奉天特务机关长的板垣已被日本军部任命为天津特务机关长，并正在平津四处物色内奸，以便配合日军南下。

当时两人听了都大为紧张。因为“九一八”事变的缘故，板垣早就“名声”在外，大家都知道这厮跟土肥原一样是个大祸害，现在长城外面的日军攻得正紧，如果内部再被他这么搞一下，没准就要出大乱子了。

见此情景，老蒋赶紧安慰他们，还没你们想像得那么糟。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板垣到天津先找了段祺瑞和吴佩孚，结果两人都拒绝了。段祺瑞还被老蒋接回了南方。等于竹篮打水一场空，板垣忙了半天，什么也没能捞到。

其实当初日本军部对板垣还是寄予厚望的。

他们希望板垣这个策动“九一八”事变和“满洲国”的“大功臣”，能够再玩一把漂亮的，在关东军对热河作战时，利用中国国内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来个混水摸鱼，策动华北“自治”，复制一个和“满洲国”差不多的“华北国”出来。

如此，则可在不越出裕仁天皇划定的“满洲国”圈圈的基础上，建立缓和地带，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想法是不错，关键是得找一个和溥仪一样的落毛凤凰出来。

对此，板垣起初踌躇满志。以他“中国通”的经验，觉得这样的人选并不难找。起码有两种人可以入选，一是以前有过点名气，后来过了气又想东山再起的。这样的人，天津巷子里应该一抓一大把，都是以前当过“总理”、“司令”、“督军”，如今灰溜溜地在平房里做寓公的。你说要再建个新政府，而且给官给票子，还让他们当头，他们会不干？绝不可能。

二是跟老蒋不是一块儿的，而这又可以分为好几种。板垣为此专门做了归纳，大致有三，曰：反蒋派、现状维持派、首鼠两端派。不管哪个派，只要你们跟姓蒋的不在一条船上就好办。我现在把华北交给你，帮助你把老蒋和中央的势力挤出去，你肯定求之不得啊。

还等什么。抓紧时间落实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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