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后，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对此有一段精彩评述，他说现在社会上有人因为写白话文觉得不习惯，又提倡复兴文言文，这跟明知道“机关枪是利器”，却因为“历来偷懒，未曾振作，临危又想侥幸”，最后只能“梦想大刀队成事”没有什么两样。

这里有必要再额外评论一下29军的品牌logo——大刀。

民国记者曹聚仁曾记述，参加“一二八”淞沪会战的19路军服装灰黯，脚穿草鞋，下雨了连个雨披也没有，不过他们几乎每个人身上都背着一只斗笠，这也成为他们给外界最“新鲜的标帜”，乃至战役结束后很长时间，上海市民和外国记者仍然记得那个其貌不扬却顽强善战的“广东斗笠军”。

到长城抗战，29军的大刀已与19路军的斗笠齐名，谓之“粤南的斗笠，西北的大刀”。

其实，对于29军来说，他们使用大刀纯为不得己，就跟广仔们没雨披只能用斗笠一样。如果他们手上提着的都是捷克式或三八式，估计谁也不会再劳神抽身背后的刀片子。

因为现代战争，并不是三侠五义的市场。

日本兵的拼剌技术够好了吧，到了后来，老美和苏联红军照样能把他们打得稀里哗啦。倒不是说后者的剌刀玩得更好，恰恰相反，人家根本就不钻研这门学问，高鼻子蓝眼睛们练更容易也更高效的：射击像下雨一样的自动步枪和冲锋枪。

你这里可以把加减乘除口诀表背得滚瓜烂熟，但未必干得过“九九八十一”都要打一下格登的老外。对方门清得很，拿一个计算器过来，也许揿区区一两个键就可以秒杀了你！

即使大刀对剌刀的纯粹肉搏战，也要看双方的步法和技术。仅就武器而论，剌刀的直线距离相较于大刀的曲线运动，其效率和杀伤力可能还要更高一些。因此，一个技术纯熟的日本兵，在用剌刀对峙大刀时并不一定处于下风。

这在29军大刀队的实战中就可以看得非常明显。在白刃搏斗中，抛开一个砍对方十几个的高手不谈（这样的猛人毕竟不能代表全部），双方的伤亡比率基本上都差不多，甚至我们还要高于对手。

然而一直以来，我们对大刀的认识就是，大刀一举，砍瓜切菜，杀小鬼子不要太容易哦。

我认为，这与其时宣传上的推波助澜有关，同时与我们传统文化潜意识也密不可分。

吴思先生曾这样评价金庸的武侠小说：它揭示了我们中国人最热衷的那种武侠幻想。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某种程度上，29军大刀队也寄托了中国人对于拯危济困的武侠世界的终极幻想。

在需要大侠的时候，大侠出现了。

寄托在这个大侠梦上面的，有若干年后的《大刀进行曲》，还有民众捐赠的礼物——到前线慰问的广东女子师范的女学生们特地带来清一色亮闪闪的大刀，点一下，一共99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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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报纸舆论对“威武大刀”的宣传不遗余力，确实有“炒作”且过度之嫌。那架势似乎只要长城守军人手一把钢刀，就不仅仅是守住长城，而是要越过长城去，立马把热河和东北三省全给收复了。更有甚者，还有人提出，要举着大刀，直捣黄龙府，到东京去“和诸君痛饮耳”。

什么机枪呀，大炮呀，坦克呀，能砍的全给他砍掉。我们就只要带一口袋过去，回来时口袋里装的全是黑溜溜的鬼子脑袋。然后往一被砍倒的装甲车旁边一站，拎一口大刀，不要太上照哦。

实际情形当然不是这样。

相较于文化界名人，亲历战事的军政要人看得更为清楚。一直协助何应钦指挥作战的黄绍竑每次接见后方民众慰问代表时，都要对他们反复宣传：古北口那边打得如何激烈，25师的师长关麟征都打到负伤下场了。但不管你讲得如何口干舌噪，愣是没人听他的，也没人信，一转屁股，他们又跑到29军那里去了（当然，最乏人搭理的还是东北军）。

其实当时长城抗战最激烈的战场确实在北古口，那里的日军堪称真正的精兵，火炮力量显然也要远超中线和东线。黄绍竑想来想去，觉得是报纸把大刀队宣传得太过了。据说他后来曾向《申报》的老板史量才提过意见，认为他们“把大刀队捧得天那样高”，是在演出当年粉饰义和团的老把戏。

你们这么吹，是不是想让大家都觉得，有把大刀在手就能刀枪不入，跟日本人干仗也就能所向披靡了？

史量才一句话就把他顶了回去：我倒是想吹点新的（指中央军的胜绩），你有吗？

没有。那不就结了，没新的，我们就只好吹点旧的了。

其实，话里话外，史老板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你要真有料，我会不登吗？

此时的古北口战场的确是没什么“料”。

就在喜峰口和罗文峪的29军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风光无限的时候，杜聿明却在古北口的南天门预备阵地上黯然神伤。

这个世上，总是有人欢喜有人忧。

到现在为止，25师（关麟征师）已元气大伤，达到了伤筋动骨的地步。经三昼夜激战，特别是经历12日大溃退后，全师伤亡竟达4000余人，差不多占了这个师的三分之一强，其中最惨的是149团（王润波团），3000人打到只剩下5个人，也就是说整整一个主力团都被打没了。

显然，再让他们支撑已是十分勉强，契需强援换防。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12日，一个重要人物到达前线。

我们在参加长城抗战的中央军将领的合影中，可以看到大家都众星捧月似地围着一个人。他不仅坐的位置居中，在当时将官们的心中也确实称得上是真正的核心。

很多年后，戴安澜在缅甸伤重弥留之时，仍念念不忘要以自己的功来抵他的“过”——后者在桂南战役中因指挥不力被撤职降级。

这个人不是军政部长何应钦。他叫徐庭瑶（保定军校第3期），此时任临时组建的第17军军长。

虽是临时搭建的班子，但班子下面的大小喽罗几乎全是他过去的部下，由此也可见委任者用心之良苦。

他是戴安澜的老长官，是杜聿明的老长官，是郑洞国的老长官，可以说，当时中央军中相当一批能征善战的将佐均是他一手带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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