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军平时练得最多的，就是大刀，而且也是那一招两个动作，反来复去的练，没完没了的练，练到最后，不管处于怎样的境地，第一个从他们脑子里跳出来的，都是这个规定程序。

这已经不是熟，是烂熟。

现在又轮到大刀派用场了。

王长海指挥第1营（石振纲营）一边攀岩，一边挥刀向老婆山的日军砍杀。

日军被砍死敌数十人，老婆山重被夺回。

事实证明，长城不是热河，守卫长城的部队也并不都像万福麟的部队那样好捏，“128骑进承德”的神话在这里是难以被成功复制的。

如此一来，服部旅团的先遣队就统统没了弘前师团那样的好运气：冷口的米山先遣支队吃瘪在前，喜峰口的高惊骑兵中队也只好从高地上退了下去。

但是由于所处位置和火力配备上吃亏（仰着头吃鬼子的子丨弹丨），王长海团付出了巨大代价，除营长石振纲手臂负伤外，官兵伤亡竟达400余人，也就是平均每砍死一个鬼子，就得倒下几十个弟兄。

高惊中队刚刚退下，日军主力就到了。

服部旅团第26联队第2大队（宫本大队）、第27联队第1大队（松野大队）等部陆续赶到喜峰口。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怎么“主力”了，还只是大队？

混成旅团嘛，本来就是从这个师团，那个师团七拼八凑出来的，而且只能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抽，否则，非得把别人抽残不可。

随这2个大队赶到的，还有野炮第7联队第2大队（高森大队）先期出发的一部分炮兵，以及日军的坦克装甲车。

日军一上来，就集中12门野炮，对老婆山上早已坍塌的一处城墙缺口进行猛轰。

那城墙也不是什么钢筋混凝土，泥砖砌成的，虽然弄了一堆麻袋堵了漏洞，却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摧残。

当是时，连守卫该处位置的2个班的官兵都被震昏在地，城墙自然也被破坏得一塌糊涂。

日军从缺口处蜂拥而上。

又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肉搏战，守军虽奋力搏杀，无奈冲上来的日军实在太多，在阵亡60余人后，老婆山高地得而复失。

老婆山一被日军控制，29军的一举一动尽收其眼底，连走个路都不方便。王长海觉得还是要把这个要命的高地给拿下来，随后又命一个营乘夜攀崖，发起反攻，但日军居高临下，力都不用出的，只要对着下面打打枪就可以了，我们自己倒成了他的靶子，实在是一个很吃亏的买卖。

王长海只得传令收兵，把部队集中到西北松亭山高地，并在那里建立阵地，与日军所占据的东北老婆山高地形成对峙。

就在这天晚上，王长海收到了一个令他极度犯晕的消息：董家口失守了。

（436）

守董家口的又是万福麟部，对面来的鬼子同样是骑兵，实际上就是高惊中队分出来的百来个人。

关口丢了你倒是再夺回来啊。

他们不，反正29军来接防了，夺不夺得回来那是你们的活，兄弟要先走一步了。

按次序一个个排过去，喜峰口东面是铁门关、董家口，西面是潘家口、罗文峪，哪一个地方被突破，王长海团都有可能被日军抄后路。

还得谢谢溃退的东北军，至少跑路前打了声招呼，要不然大家还以为董家口万无一失呢。

王长海赶紧向旅长赵登禹报告这一险情。

见东面可能要出问题，赵登禹赶紧派出人马，在西面的潘家口加强防守，以便如果日军真的包抄过来时，王长海团还可以从这边口子上从容撤退。

这只不过是应急准备。治本之策，当然还是需要后方增援。

在三屯营指挥部，师长冯治安迅速调兵遣将，增添兵力至与董家口紧挨着的铁门关，以巩固喜峰口东面防线，同时电告29军军部所在地遵化，请求紧急增援。

29军指挥部收到这一电令，大家都吃了一惊。

冯治安伸手要援兵，就表明前线战况很不乐观（“状态上已至严重之期”）。

29军从参加过淞沪会战的19路军身上曾得到过两条经验：第一条，日军可以战胜；第二条，怎样才能战胜。

实事求是地说，第二条经验在上海周边可能适用，拿到华北战场却很难派得上用场。

相对于中国军队来说，日军最大的优势就是飞机大炮和坦克，但这些受限于南方沟壑纵横的复杂地形，作用并没有能够全部发挥出来。

金泽师团在江湾一筹莫展，“陆军长老”植田进退不能，盖缘于此。

华北这里完全不一样，这里更有利于日军进行机械化作战。

长城周边虽有山地可恃，然而多为石头山，加上时间仓促，难以修建坚固工事，有的地方甚至挖不出坑来，更别说藏人了。一定程度上，王长海团就是被日军大炮给轰下老婆山的。

野炮山炮这些高级玩意儿，东北军还有一些，可穷得叮当响的29军压根就没见过。也就是说，双方对着干，自己只有吃亏的份。

第二条触了礁，第一条就得多打几个问号了。

看别人挑担不吃力，到自己肩上能明显感觉得出份量。

要知道，喜峰口那里的不是百来个鬼子骑兵，而是真正的关东军主力。

显然，形势的发展，与当初的设想差距不小。

要夺回喜峰口，必须有大投入。

然而这无疑就意味着风险的剧增，弄得不好，甚至有可能把老本都给赔进去。

29军长期用抗战激励士气，他们也知道学习19路军好榜样，因此积极备战，可是当真面对这一难题时，又不得不倍感踌躇。

归根结底，作为地方部队，在与日军对阵时，往往有比中央军更多一层的顾虑。他们能在老蒋面前挺起胸脯的，也就是手里有人有枪，一旦这些都赔得差不多，就意味着再无可讨价还价的本钱。轻则地盘缩小，编制砍掉，重者就只能灰溜溜地通电下野，躲进民巷做寓公了。

西北军的开山老祖冯玉祥就是个典型。

29军的这八个人感觉自己站在了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不仅关乎个人荣辱，还决定着这支初出茅庐的地方新军的未来命运。

（437）

东北军都跑了，我们还有必要在长城边上跟日本人死磕吗？

有必要。

一个人霍然站起，全力主战。

此人就是总参议萧振瀛。

除了长袖善舞、生活自律外，这个人更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具有极强的大局观和使命感。

这当然跟他的出身和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据说萧振瀛一生最爱唱，也最喜欢听别人唱的歌，就是《松花江上》，每次均“泪流不止”。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松花江，这个生他养他的地方，此生可能再也无法见到，也再也回不去了。

当初入关，本欲施展平生抱负，不料功业未就，回家竟已遥遥无期。这是一种何等的不幸和哀痛，也只能用悲歌一曲的方式来寄托和排遣了。

从“九一八”开始，萧振瀛的目标就不仅仅局限于使29军活下去，重振西北军声威。

他的目光看得很远很远：东北的悲剧不能重演，华北也绝不能成为第二个东北，不仅如此，它还应成为中原的一面屏障。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在这一点上，他要超出同时期人远甚，于是也每每能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胜人一筹。

时人有云：（萧振瀛）谋国之忠，为人之仁，实为仅见。不是没有缘故的。

早在热河战役打响前，他就以29军代表的身份向张学良请命，表示愿意作为前锋上阵杀敌（“家仇国恨，今当其冲，胜则成功，死则成仁”）。

失土之痛，请战之切，溢于言表。

长城抗战开始后，他这个总参议又把职责从四处化缘、搞好关系，迅速过渡到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成了一名指挥作战的“大军师”。

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在29军高层又一次面临重大决择的时刻，萧振瀛也再次发挥了他在八巨头中无可替代的作用。

他认为，跟身后的华北大平原相比，喜峰口地势险要，实为可战之地。29军只要在这里抱定死战的决心，赢是大有希望的。

至于退，大家就别想了。那是条绝路。

见萧振瀛如此坚决，宋哲元当即表态，就算拿出全部的老本，这回也要跟鬼子们拼了（“纵令全军阵亡，必得高地”）。

但29军领导层是一个团体，光宋哲元一个人拍板还没有用，得大家都同意。

有人还是不同意。

让大家都甚感意外的是，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第38师师长——张自忠。

当然，张自忠没说他不同意。他病了。

什么时候不能生病，这时候病，摆明了就是装病。

也没有公开表示不同意，不过就是那意思。

萧振瀛最讲究待人接物的一个人，情急之下也顾不得斟词酌句了：你给我装什么装，是不是怕死？！

要是你用其它法子旁敲侧击，张自忠或许还要哼哼哈哈一会儿，说他“怕死”却是最要命的。

他腾地一下坐了起来。

我不是怕死，可我们就这点人，这点本钱，你们非要一股脑全拿到前线去。我看，赢不一定，拼光却是绝对有可能的。

下面有句话估计还强忍着没有说——

崽卖爹田心不疼！

萧振瀛松了口气，不是怕死就好，这点道理我还是能给你点得透的。

（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