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二线部队与一线龙峪沟阵地的联系已被阻断，别说走过去了，连电话线都被炸断了。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预示着戴安澜团可能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惨遭覆灭的命运。

一个军事主官的决心和意志究竟如何，只有在这时候才能最充分地表现出来。

关麟征霍然跃起。

夺回将军楼，援救戴安澜，主将亲征！

自古战场上无必胜之兵，却定有必胜之将，赫赫关猛，名不虚传。

在把防守南关的任务交给杜聿明后，关麟征带着一个特务连，指挥作为预备队的王润波团，从古北口东关杀出，向将军楼发起凌厉攻势。

指挥作战的西义显然也注意到了这股突然杀出的劲敌，立即指挥部队向此集结。

将军楼已被日军牢牢地握在手中，虎口拔牙，难度很大，但关麟征很快发现，只要占领毗邻的一块高地——北山，就可直抵将军楼，同时打通和戴安澜师的联系。

看起来，日军似乎还未完全控制住北山。那还等什么，快上。

不料对手的反应更快，事实上已经有部分日军提前占领了北山。

进攻部队刚刚爬到山腰那块，就再也上不去了——这里日军虽然不多，但火力集中，十几挺机关枪一架，就把你硬生生地挡那儿了。

由于伤亡太大，王润波团一度被赶下山腰，在山脚下动弹不得。

时间早已不在关麟征这一边，他知道久攻不下的后果。

这块高地，必须以性命相争。

得之，戴安澜团得生，失之，后者可能再也无法南归——也就没有日后那个名震异域的海鸥将军了。

于是，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关麟征挥舞着手枪，一马当先，亲自向山上冲去。

卫士们紧随其后。

领导都这么玩命，下面的一干官兵更不能干坐着看风景了，大家一齐嗷嗷叫着蜂拥而上。

黄埔精神在这一刻爆发出了它无可替代的力量：什么叫身先士卒，这就是。

山腰，冲过了。

山头，越来越近。

有3个日本兵发现了关麟征，断定这是支那军的高官——不管站在哪个位置，无论是穿着还是气质，都与周边官兵有所不同。

他们立即准备朝这个方向投掷手雷。

不过晚了一步，关麟征身边的一名卫士也看到了这3个敌人，一愣神之下，不假思索地摸出一颗手榴弹，率先投了过去。

手榴弹互掷，向来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怎么回事？投出去的手榴弹没有爆炸！

本来已经惊慌大叫的3个鬼子回过神来，一扬手，把自己的手雷甩了过来。

大家都靠得这么近，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关麟征旁边的几名官兵当场被炸死。千钧一发之际，一名卫士扑上去，用身体掩护了首长。

但关麟征仍然受伤不轻，身上共被炸伤四处，浑身是血。

事后才知道，情急之下，那名卫士竟没有把手榴弹引线拉掉就投了出去，当然不会爆炸。

关麟征一直引此为憾事，以后他训练25师官兵，别的先别说，投手榴弹这一关无论如何不敢马虎。

那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训啊。

师长倒了下去，作为先锋官的王润波（黄埔第3期）急了，赶紧组织人员上前抢救包扎。

躺在地上的关麟征对王润波说出了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话：别管我，快占领山头要紧！

王润波当即也和师长一样，带头冲在了最前面。

（410）

3名鬼子被干掉了，山头的大部分日军在王润波团玩命的冲锋中也死伤殆尽。

北山的主人终于换成了中国军队。

这块高地的得失果然相当关键。虽然最终仍无法攻克将军楼，但有了北山这一地利优势，随后赶来增援的几千名日军都被阻于山下，无法再前进一步。

最重要的是，它挽救了戴安澜团，使其摆脱了被包围聚歼的噩运。

为此，关麟征师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除关麟征本人负重伤外，团长王润波也在冲锋过程中以身殉职。

王润波的名字现在听来有些陌生，但当年却很知名。

刘伯承是他进黄埔的推荐人。毕业后因成绩优异，他曾连任三期黄埔教官。在他的诸多学生中，日后涌现出了一个无比耀眼的将星，他就是黄埔第4期的林彪。

直到几年后的“一二九”运动，还有很多学生记得王润波的名字，把他作为当仁不让的抗战英雄来颂扬。

战前，王团长曾给老母修书一封，信中谓：“儿率部北上，誓与古北口共存亡”。不料一语成谶，直叫人扼腕痛惜。

关于他阵亡的经过，有多种说法。

有一种说他丧身于日军武士刀下。我以为并不可信。

倒不是觉得这有损于英雄形象。本来嘛，肉搏厮杀，你砍了我，我宰了你，都属正常，不然就不叫肉搏了，这跟中子丨弹丨其实是一码事。

我主要是觉得此说与史实有一定出入。

日本明治维新后，其军备军制基本照搬照套西方的那一套。明朝时在倭寇中盛行的倭刀（即所谓的武士刀）这时候已被扔到了一边，军队中流行的佩刀是法国式的“P”型指挥刀，样子很拉风，但实际作战时全不济事，而且一般士兵并无资格佩备。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战后没有能找到王润波的完整尸骨。这么大的一个团级军官，即便真的被日军砍死，遗体总还是有的。

根据推测，王润波很有可能牺牲于日军的手雷。

我们常在电影中看到中国军队喜欢集中使用手榴弹，无论是中央军地方军，还是新四军老八路，莫不如此。

不是因为我们的手榴弹太好，而是因为太糟。如果单个甩出去的话，通常炸开来也只能分成两三瓣，杀伤力极其有限，所以一定要抱团才有威力。

与之相比，日军的手雷就要厉害得多，两颗以上便足以令人粉身碎骨。

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冲在最前面的王润波是被日军掷弹筒发出的炮弹打中的。

不管怎样，战场最高指挥官非死即伤，足见当时战斗之惨烈。

关麟征伤情严重，不得不送至北平疗伤，师长一职交由杜聿明代理。

此时我不知道，出师未捷身先伤的“巴顿”会不会为他的固执而后悔，如果早点听杜聿明的话，提前接防古北口一线阵地，战局应不致如此被动。

本来想借张廷枢一把力，力没借到，结果不仅丢了古北口，一个主力团也差点陷进去拔不出来。

事情不止于此，接下来，这位张少爷还有更绝的放在后面。

（411）

就在这天晚上，张廷枢一个招呼没打，带着他的部队撤往北平！

在决定撤离之前，他当然是犹豫过的。

他向北平军分会拍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前线惨烈的战况。

北平军分会随后复电，表扬他“奋勇作战，迭挫敌锋”。

但对张廷枢来说，这封电报做的只是表面文章，重要的是下面这则电文。

老爸张作相电，中有“相机行事”数语。

这是什么意思？

别问我，我不知道，各人去猜吧。

张廷枢正是看了这则电文后，下定决心：撤！

晚上，悄悄地进行。

他还知道不搞一窝蜂，大家一个个来。先是贺奎团，再是白玉麟团，最后是根本就没怎么打仗的636团（李德明团）。

跟他一起撤下去的，还有早就被遗忘在角落里的“总指挥”——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

张廷枢以为他做的神不知鬼不觉。不料还是被杜聿明察觉到了。

前面有了教训，再不多留个心眼就如同等死了。

张廷枢这一撤，令杜聿明禁不住倒吸几口冷气。

此时，关麟征师的2个主力团仍在一线与日军处于胶着状态，并非想撤就能撤，一时也无法把防线收缩回来。

右翼不能缩，就得想办法再把空空如也的左翼再撑起来，否则房梁非得塌掉不可。

杜聿明扳着指头数了一下，现在唯一建制还算完整的就只有150团（张汉初团），只有派他们去填补真空了。

最后的一个团146团（梁恺团）一部随其防守正面。

虽然看上去似乎暂时还能应付，但杜聿明比谁都清楚，这是一个漏洞和危险性一样大的布局。

第二天日军如果不增兵，或可暂时维持平衡，一旦增兵，必将危矣。

突破阵地，迂回包抄，哪一样都足以制守军于死地，因为现在他手上再无多余兵力可派，既堵不住漏，也解不了围。

的确非常痛苦。可如果你不想同东北军张廷枢师一样不顾一切地逃命，还有比以上更好一点的办法吗？

惟今之计，只能存如下侥幸之念：正好日军已无兵可援，又正好我部援军适时上来。

杜聿明也知道这个念头实现的可能性不超过百分之五十，所以他又硬是挤出了2个连的预备队，加上师部特务连，放在古北口以南到南天门一带的高地上，并在此设立预备阵地。

不为别的，就为了如果全军溃败，这3个宝贝连能起到掩护作用。

其实，发现张廷枢撤退的，不止一个杜聿明，还有他们的对手。

在得到张廷枢师撤退的情报后，深谙战阵的日军高层指挥官均意识到古北口一战已胜券在握。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当天即离开锦州回到长春。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

热河拿下了，边境“拱卫”了，中央军的失败也只是早晚的事，还需要他天天守在指挥部等战报吗？

与当年“一二八”会战时，植田、白川几乎一刻不停地紧盯着军事地图，大气都不敢喘上一口的场面，已有天壤之别。

西义，川原，你们自己去搞定吧。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12日。

对于长城抗战的指挥系统来说，这是具有转折意义的日子。因为就在这一天，少帅张学良黯然下野，何应钦走马上任。

在得知前线情况险恶之后，黄杰师的先头部队已朝古北口急赶。

还有一天，只要一天，他们即能赶到古北口，到那时，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