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把聚光灯打亮一点，对，再亮一点，给我们的英雄一个完美的特写，松冈君，请您谈谈，您在深入虎穴的情况下，是如何做出这种英雄壮举的？当时到底是怎样想的？

面对记者和鲜花（或许还有美女）的包围，“松冈君”彻底晕了。

原来我成了民族英雄？！真是活见个大头鬼了。

松冈演说不行，表演功底却一直不错，马上就转忧为喜，又拿出了先前“肌肉男”的风采：

“我只是按照我平时的做法去做罢了，当樱花散尽之刻才是最美丽的，那个时候正是发扬我日本精神的时候。”

哇塞，下面一堆粉丝听了立刻像丢了魂一样倒了过去。

简直是浪漫的抒情诗啊，真不愧是偶像派的。

你还不知道松冈当时有多火？想想后来的那个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吧，一大把年纪了，据他自己透露，追他的女人至少两位数。

看到松冈如此“成功”，就连西园寺这样原先还算头脑清醒的人也动摇了：实在没有办法，看来只好退出国联了。

1933年3月8日，日本政府正式决定退出国联。

难题也随之出来了。

日本退出，国联大会的决议找不到人执行了。

这就像是虽然千辛万苦打赢了法院官司，结果输了的一方不认帐：我不归你那个地方管，法院判了也是白判。

中国当然不甘心，找到国联，要求继续主持公道，至少在日本履行大会决议以前，不能想退出就退出。如果日本拒不执行决议，也应该予以“集体制裁”。

国联手一摊：它要进来我还有办法，出去我就管不着它了。

集体制裁，怎么可能，请问谁来带这个头？英国？法国？美国？还是苏联？

英法自己还在德国的日益崛起面前战战兢兢呢，一战“凡尔登绞肉机”的残酷记忆早就在心理上压垮了他们，欧洲那边就够他们烦的了，如何愿意在远东为了一个跟自己没有多少利益关系的中国耗费精神。

美国倒是越来越强悍了，但那时候从上到下，从政府到国民都不愿意当出头椽子——不是现在，动不动就是国际丨警丨察，领着一帮小兄弟“先发制人”，看谁不顺眼就先灭了谁。

苏联，且不说斯大林愿意跟中国复交的目的，其实是要把中国当枪使，帮它挡着日本人（够阴暗吧），就算它愿意，又有几个国家肯听它的？

这些国家当时的所作所为，后来被套上了一个统一的帽子，叫做绥靖政策，当然具体到各个国家又各有特色，比如英法叫“和平主义”，美国叫“孤立主义”，苏联一般不列进去，但其实做法上也差不了多少，反正一个意思，都不愿意出头，情愿去打酱油，做俯卧撑，也不肯管你们这些小国弱国的那点烂事。

没折了，虽然赢了官司，但判决书等于一纸空文。东北，还被占着。“满洲国”依然堂而皇之地存在。

国联的这种态度对中国朝野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329）

正所谓希望大，失望更大。之前中国几乎把所有能押的宝都押在国联和英美上面了，本来官司已经打赢，上上下下就准备搞庆祝活动了，万没料到随着日本的退出，一切竟都成了电光泡影。

剌激，强烈的剌激。伤害，巨大的伤害。

曾经坚定地认为“外交为无形之战争，其成败胜负之价值，则超于任何一切战争之上”的老蒋也大失所望，认为这些西方国家说得好听，其实到头来也就是骂了日本人两句罢了，对中国什么忙也没帮到（“列强所谓助我者，仅予日本以一骂”）。

国内舆论也一改先前对国联和英美的推崇，愤愤不平之声不绝于耳，更有人连李顿调查团都恨上了，说他们就是一旅行团，跑中国来旅游一趟，什么实事也没给我们办（这一点日本陆相荒木贞夫倒有同感）。

一年后，文字辛辣的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对国人无比失落的心态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自从对国联失望之后”，不仅丧失了自信力，连“他信力”都一并丢掉了，只能“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了。

这种沮丧的场面和心情，倘若硬要拿一个东西来作比方的话，就是离我们最近的九十年代初北京申奥失败了。当时还没什么网络啊论坛什么的，但我清楚地记得，身边的一哥们红着眼睛骂了一句：狗日的美帝，真不是只好鸟！

立刻引来应和声一片。

中国申奥不成功，是不是美帝在后面捣了鬼，抑或是别的什么“老外帝”们要挫咱们的蹩脚，这个我也不知道，但那种义愤填膺的表情到现在都忘不了。

《日本真相》的作者高宗武回忆，在日本退出国联以前，一般中国人都认为英美会出来给自己主持公道，而像英美这样的强国，拿捏一个小小的日本也肯定不在话下。

但现实给了人们狠狠的一击，至此依赖英美的梦破了一大半。

按高宗武的说法，当时中国外交以英美为中心，要在外交部混，没有一个英美出身的文凭，人家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所以就连办日本外交的，都是一些英美留学生。大家都以为，只要把英美那一关打通了，就一通百通，日本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日本退出国联后，国联的决议没法执行，英美派就蔫了，这才知道西方大国也有搞不定或者说不肯搞不敢搞的时候。

高宗武本人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政法系，虽然也是学的政治外交，起初却根本进不了外交部（“政治学西洋，军事学东洋”嘛，小高把次序弄错了），只能在大学里教教书，写写文章。也就在这时候，他发表在报刊上有关评述日本政坛的文章，先后得到了国内军政两界的顶级人物老蒋、汪精卫（以行政院院长身份兼外交部长）的重视和垂青。老蒋甚至亲自把高老师请到家里，聆听他的见解。一年后，他正式进入外交部，没多长时间就从一个普通科员，升为亚洲司科长、副司长。第二年又成为亚洲司司长，参与对日重大交涉。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一下子连升三级，成为对日外交执牛耳的人物，这在民国前后的政坛上也是相当少见的。可见当时“国联外交失败”对中国外交政策以及人事安排所造成的重大影响。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中国的这次外交大战似乎真的是“失败”了。但我们要知道，松冈的所谓“胜利”也不过是皇帝的新装，那是假的，日本才是惨败。

同样一场战争，难道是两败俱伤？

（330）

我们现在有条件可以看得更远（当然未必能站得更高），所以我愿意拿巴黎和会来作一个对比。

如果我要告诉你，巴黎和会其实是中国赢了，你很有可能会说我是胡扯。但在这个问题上，事实胜于雄辩。

在那次外交活动中，顾维钧们采用了拒签的办法，一般的解释都认为是中国外交官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此举来维护国家的尊严。

难道仅此而已吗，或者说，他们此举的意义，只是为了证明中国可以向列强说不吗？

倘若是这样，那我们就等于是把顾维钧看成了又一个松冈，无形中降低了中国外交官的层次和份量。

是的，顾维钧是拒签了，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日本在山东的统治权无法获得国际公法的承认。

但另一方面，拒签不是退场。顾维钧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当时由于代表团团长陆征祥住院，实际已由顾维钧主持），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注意到和会有这样一个规定，就是说，只要参加和约签署，就能成为即将成立的国联的创始会员国。但这个规定并没有说所有和约都要签，而之前中国已经签署了对奥和约。

老顾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我不签对德和约，其实一点事都没有，中国照样能进国联，参与国际事务。

退路，已经找好了，哪像松冈，跟个愣头青差不多，做的事那叫一个蠢，简直是自绝于世界人民啊。

结果第二年，国联成立，中国顺理成章地以创始会员国的身份进入（就象二战结束，同样以这个身份加入联合国一样）。这时的顾维钧已是名声大噪，国联里面没有不认识他的，在他的操持下，中国当年就被选为国联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

这个事情当时是被大书特书的。因为按照规定，国联理事会设4个常任理事国（英、法、意、日），4个非常任理事国，中小国家能抢的就是后4个，那真是要挤破头的。结果给中国抢到一个，作为一个标准的小国（不是以面积大小而论的），能跟大国们并排坐一起纵论天下大事，那感觉不要太好呵。

中国国内为之欢欣鼓舞，连当时与北洋政府唱对台戏的南方政府都专门发来贺电，庆祝这一外交胜利。

可是有谁知道，这一机会其实早在一年前的巴黎和会上就已经被中国牢牢捕捉到了。

好运还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