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考益：有一种说法，马占山的部队所佩臂章均为红色，有这事吗？

如果我们不知道背景，肯定会以为调查团的同志因为一直被关在房间里不得出去，所以闷得慌，喜欢搞搞八卦。但其实这个问题相当敏感，如果回答得不好，马占山抗日不仅不会引起国联及英美国家的同情，还可能导致他们的反感。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红”字。

早在江桥抗战时，由于马占山指挥的部队有了那么一点好武器（其实说白了，就是那个捷克式机枪连），关东军在吃了亏后，就大呼小叫，说马占山一定得到了苏联的支援。

苏联要是搀杂在里面，问题就很复杂了，日本会否认它是对中国侵略，而可说成是像日俄战争时一样，在与苏联进行争夺。更何况，苏联当时打的是共产主义旗号，英美搞的却是资本主义，虽然两个主义的矛盾还不像后来那么激烈，但起码属于意识形态的两个阵营，彼此都看对方不顺眼。

苏联革命，舞的是红旗，红是它的代表色，故麦考益有此一问。

姜松年怎么回答的呢？

姜松年：日本兵也戴红帽子，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当时日军里面也流行过一种帽子，中间有一道红杠（有兴趣的朋友可参见“林志玲军帽”事件），所以姜代表有此妙答。

听到这里，参加问询的人都忍不住笑出了声。

姜松年兴致也来了，便趁势给老外们摆开了山海经：红，在中国有铁血的意思，可用于表达誓死相拼的勇气。对了，咱这儿过年的时候还用红呢，比如说贴对联，发红包，喜庆吉祥啊……

这回，连我都笑了。

姜松年的机智果敢，得到了与他会面的几乎所有调查团成员的好感。他们既佩服这个年轻人的勇敢，又觉得很好奇：这里龙潭虎穴，危机四伏，你不怕吗？

姜松年笑了笑，说：怕！——不过那是在未能见到你们之前，那时候我很害怕，害怕完不成马占山将军交托给我的使命。

现在，我还有什么怕的呢，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即使遭遇毒手，也没有任何可遗憾的了。

一言已毕，掷地有声。在座众人均肃然起敬。

在结束这次长达四个小时的会谈后，姜松年还按照马占山的嘱咐，盛邀调查团前往海伦晤谈。然而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允许李顿等人这样做，因为日伪早已放出话来，如果调查团敢贸然去见马占山，就将撤回所有警备和保护，而这就意味着调查团的人将得不到应有的生命安全保障。

日本人的不择手段早已是尽人皆知。

面对暴力，也许更有用的是智慧。

（305）

姜松年走后，李顿似乎完全把会晤马占山的事给忘了。但就在东北的调查即将结束，日本人的神经也已经松弛下来的时候，这位英国爵士终于显示出其高人一筹的办事能力，证明国联在挑选调查团团长这件事上还真没看走眼。

简单来说，他一共办了两件事。

一件是达成了与马占山会晤的愿望。

当然，李顿没有亲自去，调查团成员也没有去，被派去的是两个老外记者，一个美国人，一个瑞士人。

但这就足够了。李顿基本达成了他想要达到的三个目标，即见到了传说中的马占山本人；确认了作为特使的姜松年的身份；让当事人重现了日本制造伪满政权的事实过程。

当初，李顿一共给自己设定了两个问题。现在，“满洲国究竟是个什么东东”这个问题可以告一段落了，那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日本“九一八”当晚的行动究竟是挑衅还是自卫。

我们说过，最好的办法是到现场去看一下。

为什么早点不去呢？

因为李顿他们很清楚，柳条湖早已不是第一现场，那些要搞伪装的把这里翻腾收拾过NN遍总不止，所以早看晚看都一样，还不如把它放到最后。

调查团只是在回北平前，“顺路”去柳条湖看了一下。

说到这里，我想起我的一个朋友，是个福尔摩斯迷，就爱看那个英国神人破案，因此还不止一次在我面前大发感慨：你说这老外是不是外星人潜伏在咱人类里面的，怎么那么难破的案子，他都能手到擒来？

我不知道福尔摩斯算不算外星人，不过我敢断定，能够把他与我们这些普通人分割开的，无外乎他的两个超常能力：现场观察和逻辑推理。

柳条湖早已没有什么真实的现场可供观察了，那么我们只好把担子放在逻辑推理上。

严格地说来，逻辑推理应该算是一门哲学课。

我大学上的第一门哲学课，就是这玩意。当然，到现在为止，大部分都还给我的母校了。但是授业老师当初像开玩笑一样说过的一句话，倒是让我印象深刻。

他说，逻辑推理是什么，很简单，举个例子，A等于B，B等于C，那么一般来说A就等于C。反之亦然。

在柳条湖，调查团带来的一位专家也在进行逻辑推理，他是美国人道弗曼。

他手里拿着一份南满铁路的行车时刻表，这种东西在南满铁路沿途火车站到处都是，没有人会去注意。

正是这张看上去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时刻表，引起了道弗曼的莫大兴趣。他的眼光久久地停留在这几个字上面：“10点40分，柳条湖。”

也就是说在10点40分这个时段，一列火车将通过柳条湖。放在1931年9月18日这一天晚上，同样适用。道弗曼查到，当时通过柳条湖的是一辆快车，时速50英里，后准时到达沈阳车站，一分钟都没耽搁。

寥寥几个字，却已经暴露了那个夜晚的全部真相！

（306）

福神人（福尔摩斯）的发烧友们，让我们来沿着美国专家道弗曼的思路进行一番逻辑推理吧。

A：10点20分，柳条湖铁路发生大爆炸。

B：爆炸后铁路无法通行。

C：10点40分，一列火车高速且安全地通过爆炸点。

首先，看A（铁路大爆炸）和B（无法通行）。乍看它们似乎是可以相等的。由此还可以导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此事必为北大营的东北军所为，所以须以“严惩”。

但是，B（无法通行）和C（高速安全通过）不相等。B（无法通行）无法导出C（高速安全通过），C（高速安全通过）也反过来否定了B（无法通行）。两者自相矛盾。

下面就有些类似于常见的多米诺骨牌了：

C 否定了B，B被否定后，马上也枪毙了A。

结论是：铁路根本没有发生什么大爆炸，甚至可以说连小爆炸都没有，只是一个丝毫不影响铁路正常运营的小闹剧而已。

道弗曼随后查阅了有关铁路的毁损记录，上面明确记载：“仅东侧道轨接头处约1.5米的钢轨被炸弯，两根枕木破损”。

这再次证明了当时爆炸的烈度有多低，简直可以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来形容了。

调查团还找到了那趟“幸运班车”的一名乘务员，这人做证说，在火车经过柳条湖该路段时，只是感觉到“轻微的震动”。

究竟是挑衅还是自卫，这不全结了。

人家东北军又不是有病，深更半夜，费力劳神，就为了来给你们日本人挠个小痒痒？

退一万步讲，就算他们脑子烧坏了，这事真是他们干的，你们用得着这么大动干戈吗？

6月4日，李顿调查团结束实地调查，离开东北。2天后，到达北平，准备着手起草报告书。

如果我们把这次调查看作是一场赛跑的话，现在到冲剌阶段了。然而，围绕即将出台的调查报告所展开的激烈争斗却才刚刚开始。

此前，日本内阁无论是对东北还是伪满的态度，都倾向于“保守”，犬养和芳泽这对“父子”在外交上也一直是扭扭捏捏，不敢也不好意思把事情做得太绝。

但是日本此间发生的“五一五事件”完全改变了这一轨迹。在这次事件中，犬养毅继滨口之后，成为又一个倒于血泊之中的一国之相。与滨口不同，这次跳出来杀人的，不是普通愤青，而是货真价实的军人，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此事最早发端于一个叫井上日召的人。

其实他是一个和尚，信的教我们也不应该陌生：日莲宗。上海马玉山路事件中的那两个倒霉和尚信的就是这个教。

井上日召代表了日本由来已久的一种思潮，那就是“下反上”（此名词纯系本人归纳，版权所有）。这东西跟“下克上”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实质却大不一样。这么说吧，“下克上”就是不听领导的，我行我素，而“下反上”却是看领导不顺眼，自己要当领导，即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佛家不是讲求清静无为的吗，怎么这秃驴如此功利？

（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