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日子，重压之下的本庄繁确实比较烦（繁），比较烦，比较烦。

更烦的还不止这一件事，有人告诉他：李顿调查团驾到。

（289）

和原来预期的相比，调查团已经是姗姗来迟了。

李顿一行是3月14日到上海的。按照一般行程，如果坐火车，几天后就能出关。

事实是，直到月底，他们也没能到东北。

游山玩水去了？

确实绕了一下，去过湖北四川山东天津，但时间不是很长，主要是按照国联的要求进行中国国内情况的调查。

那关内调查完了，总该在东北现身了吧。

又过了大半个月，还是没到。

这真是奇了怪了。我看《曾文正公家训》中，曾国藩从北京到湖南，一路上行行止止，也没有火车汽车出租车，半个月也到家了。怎么这个调查团如此之慢？

调查团的同志们，再心不在焉，也不能这么应付差事啊。要知道，全世界的目光都看着你们呢（那时候的所谓全世界，主要是指欧美和亚洲的几个小国家）。

事实上，调查团早就到了华北，并会见了“九一八”事变的当事人之一——张学良。

可是到了山海关却被一个东西卡住了，出不去。

这就是所谓的顾维钧的入“满”问题。

按照国联决议，调查团委员以李顿为首，由英美德法意五国代表各一人组成。除此之外，为协助调查团工作，中日双方还要各派一人出任顾问。

这个顾问有两个要求。一是不能是政府成员。也就是公务员不能要，免得你假公济私。二是必须在外交上是一把好手。否则你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

这两个条件，有外交奇才之称、刚刚辞去外交部长一职的顾维钧全都符合，中国方面当然就选他了。

谁知正要入“满”出关时，伪“满洲国”却意外地提出来，说别人都可以来满洲，只有顾维钧例外。

在这个问题上，日伪其实纯属没事找茬。

到现在为止，满洲国成立是成立了，可是热闹过后却发现无人捧场，也就是说没人愿意承认他们。

本指望和第一站就到日本来的国联调查团好好说说“满洲国”的那些个事，可人家没好气地来了一句：满洲国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也没兴趣知道。

此时的“满洲国”就像那个戴顶帽子就想装人样的猢狲一般，只好涨红着脸，跑一边去了。

郁闷啊，一定得想点办法才行。

事情交给了伪满“外交部”。这个部门的一把手叫谢介石。

他是台湾新竹人。

当年跑到满洲来碰运气的，除了日本人、朝鲜人，还有台湾人。

那时候的台湾人其实也就是日本人。

这个好象有些不对。但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或思维模式来看问题。台湾割让那么多年，总督都换了好几个，而且客观地说，日本在台湾的治理还是不错的，也很注意收买民心。

在这一点上，日本人要比蒙古人聪明多了。蒙古人即使是建立元朝后，在中原仍然是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就好象这个家不是他的。日本人则不同，属于拨着算盘过日子、平时买个青菜萝卜都要记明细帐的那一类，虽然他一到中国大陆就会失心疯一样地乱打乱杀，可那是因为明知都不是自己的东西，糟蹋了也无所谓。

台湾你试试看，锅碗瓢盆哪一样弄坏了，最后还都是自己买单。这种傻事他不干。

我看到过一则回忆材料。说抗战胜利，台湾回归后，当地人发现来接收的民国政府并不像原先想像的那样好，很多人甚至都怀念起了日据时代。

这恐怕是事实，虽然作为炎黄子孙，我们读了以后可能心里会很不爽。

谢介石为了出来混，还把他的日本国籍改成了中国国籍——抗战胜利后，理所当然地被做为汉奸抓了起来，这是他当初怎么也想不到的。

彼时的谢介石却是台湾人的偶像。因为台湾是个小地方，像他这样，能在外面做到这么大官的，还是第一个。据说，当时沿着他的“成功足迹”，跑到满洲来求“发展”的台湾人有成千上万。

有着中国国籍，却有着日本和台湾情结的谢介石，当然不会向着中国说话。不过一般情况下，外交部还轮不到他说话。他的下属比他还牛。

一般情况下，他得听他下属的——外交部次长大桥忠一。

（290）

在伪满州国，只要总长是中国人（或台湾人），次长是日本人，地球人都知道前者是摆摆的，后者才掌握实权。

大桥认为，既然李顿调查团不把我们当棵菜，那就找借口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这样才能显得我们“满洲国”是个人物，也才能引起国际的关注。

可是怎么给颜色呢？

李顿调查团里的那几个“鬼畜”所代表的国家都不是好惹的。想来想去，就只能找中国人的麻烦了，而且顾维钧早在巴黎和会时就出名了，日本人对他也相当忌惮。

为了不让顾维钧入“满”，大桥找了一个纯属莫虚有的理由，说中国顾问一来，就会干扰公正调查，对“新政权”（伪满）不利。

真是笑话，那日本顾问不还一路跟着去了上海吗？

大桥的说法是：你说的是日本顾问，我这里是满洲国，跟我们不是一家的。

他的如意算盘，就是要让调查团知道一下，我们“满洲国”不是无名小卒，也不是摆着看看的，我们是有力道的，是独立国家，想不让你进来就不让你进来。

如果这事办成了，李顿调查团再回去一宣扬，伪满自然就会倍有面子，不怕其它国家不承认。

调查团团长李顿生气了。

堂堂调查团的顾问竟然不能一道进满洲，哪有这种规矩。

他马上找芳泽外相：搞什么名堂你们？

芳泽揣着明白装糊涂，一副很吃惊很无辜的样子：我们这是两个国家唉，他们不一定能听我的（“长春政府并非服从日本政府”）。不过您老先别急，让我想想办法。

他装模作样地发了个电报给日本驻长春领事（伪“满洲国”的“首都”在长春），让领事通过外交努力，在两国间进行斡旋（指伪“满洲国”和中国政府）。

其实他与大桥在这件事上一直有电文往来，后者想怎么做、目的是什么，都要一一向他汇报。

你们就做戏吧。

顾维钧在北平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是调查团的人，随团出关入“满”那是我的正当权利，决无动摇。

对此，李顿代表调查团全体成员表示坚决支持：既然日本顾问可以随同调查团在中国各地进行调查，那顾先生同样也可以。如果他不能去，我们也不去。

这下子大桥没话可说了，毕竟他不敢把调查团的人都得罪了。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进入东北的路线上挑起了剌。

调查团本来是要走陆路，即从北平直接前往东北。大桥提出来，陆路的不行，你们得走水路，乘船从大连进入东北。

在伪满成立以前，大桥一直干的是领事，因此对许多外交细节都很注意。他提的这个要求，实际上也是有他自己的考虑的。

走陆路，必然要出山海关，沿途“刁民”甚多，保不准得让调查团看到什么他们不该看到的东西。而如果走水路，这些顾虑就没有了。因为大连自日俄战争后就一直被日本占领着，“九一八”事变时也没打过仗，比较“经得起看”。

对这个提议，李顿起初不同意，但当调查团一行乘坐专列要出关时，却被驻在山海关的关东军部队给拦住了，说只要顾维钧在火车上，他们就坚决不会让车开过去。

眼看时间越拖越久，实在耽搁不起了，调查团只得同意日本政府通过“努力做工作”而达成的妥协方案，即由李顿率调查团经山海关走陆路，顾维钧随调查团的另一部分人由中国方面派军舰护送至大连。

4月21日，调查团终于到达沈阳。

看到顾维钧跟着调查团一齐出现在面前，大桥没皮没脸的劲头又上来了：我可是让姓顾的进来了，你们不得表示表示？

“表示”的意思就是让他进调查团过把瘾。

（291）

作为一个英国绅士，李顿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但他是个聪明人，知道在别人屋檐下，有时低低头也是必要的，就应承了下来。

来到东北后，一开始调查团并没打算与伪满政权进行接触。但关东军马上就找各种理由和借口使起了绊子，折腾来折腾去，就是让你知道，在这块地面上如果不跟伪满打交道，绝对不让你有好日子过。

在这种情况下，李顿才感到如果坚持不跟伪满打交道，这趟调查任务恐怕是难以完成的。于是他首先登门拜访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并说希望通过他与“新政府”（伪满）取得联系。

看到调查团已经知情识趣，改弦更张，本庄繁当然很高兴，乐颠颠地就帮他去找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