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再看一下《淞沪停战协定》的内容。

一般人批评的所谓“丧权辱国”，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驻兵问题，二是主权损害问题。

在驻兵上，确实规定中国军队不能进入城区（“留驻其现在地位”），但城区内仍有中国军警可以控制。实际上，至7月17日日军全部撤出上海后，所有其退出地区已完全由上海市公丨安丨局行使丨警丨察权。昆山常熟一线离上海并不远，如有紧急情况，所驻部队绝对来得及在第一时间内赶赴上海。

有人认为，《淞沪停战协定》让日本驻军更方便了。这一点本人有些不敢苟同。

协定上面说的是，“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及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地带）”。事实是至5月底，除海军陆战队和宪兵外，其余日军已全部撤离了上海，也即恢复到了“一二八”会战前的状态。

至于日军还可以在租界以外的地方驻扎，主要是这一段文字：“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指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筑路地带）之毗连地方”。

关于这个，我有三点看法。

第一，上面说的是“暂时”。

第二，实质上日军后来都撤走了。

第三，日军这样的机动化速度，想来上海马上就能来，他们其实也不愿意天天窝在那里，还要不断开销军费。

最后一个，主权损害问题。我看到一本专著（凭心而论，这本专著在同类著作当中还算是比较严肃客观的）上把共同委员会都拿出来说事了。

因为这个委员会，有“监视”《淞沪停战协定》的“履行”，以及“查明”中日军队驻扎情形的权力，作者就说这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我有些无语。你要硬这么说，不是抬杠吗，那现在联合国部队还进非洲国家监督双方停战呢。你要把事情办完办好，总得找个第三方的公证人吧。要不然，你让日本人来“监视”或者“查明”？

（266）

一场并没打赢（当然我们也不承认打输）的战争，能够得到上述结果，至少我认为，已经算是不错了。

如果你一定要把日本人的衣服裤子当场剥光，然后让他们光着屁股滚回东京，也不是不可以，问题是你要有这个实力才行。

这跟有的哥们老是想着明天就登陆日本列岛，给它也来个“东京大屠杀”什么的，其实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

对于这些兄弟超凡的想像能力，本人表示佩服，对他们的心情，我也可以理解。但我还是始终认为，我们毕竟不是整天生活在真空或穿越之中，我们的周围也不是幼稚园，因此还是要脚踏实地，一步步地来。

少做些白日梦，对我们自己，对别人，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其实，也不能怪大家。对这个谈判结果，当时就有很多人受不了。

当然了，有些东西是从不会有所改变的。比如说，下面几个“照例”：

照例，要求是强硬到底，绝不妥协。

照例，倒霉的还是在一线谈判的人。

照例，挨打受罪的是非军人、不带枪、搞外交（我总结了，这三个特征都很重要）的外交官。

上海某爱国团体代表数十人涌入郭泰祺住宅，这些人一开始还好，只是文斗，指着鼻子骂骂人，后来不行了，情绪激动起来，有人要武斗，于是桌上有什么就都朝郭泰祺劈头盖脸地砸将过去，郭泰祺被打得头破血流，当即送往医院救治。

我不知道郭次长此时是个什么心情。我想他一定在感慨，在中国，外交这一行当实在是个高风险的职业啊。

没错。如果要让我去的话（假设我有这个能力和资历的话），我一定会买上一份大额的人身安全保险，然后戴个安全帽，再浑身穿上重甲。

你们爱怎么招呼就怎么招呼吧。

但是郭泰祺的反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要求首先释放被带至警局的伤人者，并表示他们虽然行为过激，但所作所为均系出于爱国热忱，他能理解。

第二天，郭泰祺的伤还没好，局子里的这些人就被放了出来。

这下可好，等到《淞沪停战协定》正式签定时，双方的首席谈判代表一个也无法到场。一边被炸断了腿（植田和重光葵，凑一块才能来），一边至少破了相，就算能强撑着过来也有碍国体。

不过协定总算是签了。5月16日至31日，日本“上海派遣军” 第11师团（善通寺师团）、第9师团（金泽师团）、海军第3舰队（一部）逐次离开上海回国。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中间没有那个兴冲冲而来却一仗未打的第14师团（宇都宫师团）。

他们赖在上海了？没有。早走了。

去哪儿？充当救火队员，到哈尔滨去对付北满抗日部队。

好了，上海这边可以暂时放一放了。别忘了，还有一个始终让我们魂牵梦萦的东北。

江桥之战后，在日军的软硬兼施下，“抵抗将军”马占山意外地动摇了。现在哈尔滨（哈市）成了日本在满洲要到达的“最后一站”。

进攻齐齐哈尔，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苏联的一个试探，看它会不会有所反应。

苏联反应了，那就是向日本再次重申不干涉政策。

那样子倒像在鼓励日本人：你专心点干吧，我决不会打扰你的。

（267）

关东军本来就是一群滚刀肉，眼前的情形令他们更加急不可耐——国内，从陆相到参谋长（应该是参谋次长，因为那个亲王参谋长不怎么管事）都是战争的支持者，国外，苏联人知情识趣地躲到一边去了，加上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在上海一点火，国际舆论再也顾不上关注东北。

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

但在具体策略上，其内部又分成两派。

当然了，如果不到万不得己，“以华制华”仍然是他们的首要策略。这两派也一样，都首先强调发挥汉奸或者伪军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一派以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百武晴吉（陆大33期）为代表。这一派主张用软的一手，即通过张景惠来进行“内部策反”。

另一派以吉林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陆大35期）为代表。他们主张用硬的一手，即通过吉林熙洽掌握的伪军直接攻占哈市。

百武晴吉这派首先碰了壁。

张景惠虽然早就暗中和日本人勾勾搭搭，并曾以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宣布哈尔滨独立，但他与吉林的熙洽不一样，后者多少是有点兵权的，而他却是个软脚蟹，名符其实的“豆腐王子”，手上既无枪也无炮。

没有枪杆子，说话就不硬气。也难怪日本人扔了一个“黑龙江省主席”的官帽过来，马占山一瞪眼，就吓得他连就职仪式都不敢参加了。

哈尔滨的实际兵权掌握在滨江镇守使兼第28旅旅长丁超手上。丁超是东北军中的“士官系”，参加过中苏同江之战，至少军队里的人对他不得不服。

当时丁超的态度实际上是模棱两可的。作为一个老牌军人，他投降不甘心，抵抗又无把握，就在那里晃过来晃过去，反正不轻易表态。

丁超不发话，你就是借张景惠两个胆，他也不敢明着把哈市把卖了。

张景惠不争气，连累了他的后台老板。百武晴吉没多久就走人了，顶替他的是那个无事也要生非的土肥原。

在不想派关东军直接上场的情况下，土肥原自然赞成大迫通贞的主意。

两个特务机关联手，逼着熙洽这个奴才赶快对哈市动刀子。然而此时熙洽却自顾不暇，别说动哈市的心思了，连吉林都有些搞不定。

让他如此不安的人叫冯占海，是张作相的外甥，“九一八”事变前任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他带的这个卫队团不仅装备好，而且编制相当整齐，除了有3个步兵营外，还像模象样地配有骑兵营、重机枪连、通信连等配合兵种。这种规模，当时只有日军联队里才有，连老蒋的德械师都不完全具备。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没几天，熙洽就投他的多门老师做了汉奸。他知道卫队团的实力，很想把冯占海拉下水，便对其以“吉林省警备司令”的官衔相诱。

冯占海不吃这一套。

什么东西，我姨父让你守着吉林，是要你帮他保家卫国，没想到你却卖国求荣去了。

当即率领卫队团打起了抗日的旗帜。

这个旗号一打起来，不得了，找上门要打鬼子的人海了去。

（268）

来的人里面有三种人打鬼子的热情特别高：

第一种是原东北军官兵。当然不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撤往锦州和关内的那一批。这些人属于不听话的，他们既不撤退，也不投敌，就想在东北战斗到底，所以现在就成为好样儿的了。

第二种是青年学生。除了东北各大中学校外，还有特意从关内赶来要求参军抗日的学子（那时候日军对关卡的控制还不严密，一般老百姓走得出去，也跑得进来）。

第三种——

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