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宋希濂总算看到了已归属他指挥的教导总队第1营。

都是第1营，宋希濂部在左翼，教导总队在右翼，向日军发起进攻。

但在人数和实力上，宋希濂已经处于劣势，而这种劣势还在不断扩大：日军登陆部队不断上岸，也就能不断增援过来，中国军队却迟迟上不来人。

原来是这时候汽车都被炸没了。大家只能跑步前进。

两条腿走路，还得防着上面的飞机轰炸，当然慢了（“敌机二十余架密罩天空，一律低空飞行，掷弹如雨”）。

下午3点，521团第2营到达。

6点，第3营也气喘吁吁地赶到。

可惜这时日军早已占领茜泾营。

宋希濂本想等另一个团（522团）到达后，乘夜发动反击，把茜泾营再夺回来，但他望穿秋水，都深夜11点了，还是连个影子也没见到。

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应该明白，此时浏河丢失只是迟早的事了。

浏河一失，善通寺师团必然从左侧背南下，与正面金泽师团遥相呼应，形成迂回包围之势。

另一方面，经过金泽师团一天来不顾代价的疯狂进攻，守军的多处防线被突破，再想反击也已是力不从心。

下面究竟怎么办？

这是一个考验战场最高指挥官的严峻时刻。

何去何从，多少人的生死，尽在一人判断与选择之中。

蔡廷锴，你必须尽快做出决择。

第一个是判断：在这一局中，中方败了。

第二个是决定：

宁小败，勿大败。

某些时候，打仗也像在炒股票，如果你眼见形势不妙，还把股票紧紧地握在手上不肯抛售，蒙受的损失也许会更大更惨。反过来，如果你有自认晦气的清醒和勇气，栽了就是栽了，能抛的赶紧抛抛掉，那样说不定还能剩下一点本钱。

烧柴的机会以后还多的是，只要你能把青山留住。

尽快撤退。

目的地是第二条防线——嘉定、黄渡防线。

但退，是一门艺术。

甚至是比进攻更为复杂的艺术。

如同进攻时亦左亦右一样，蔡廷锴也必须在撤退前搞出比进攻还要大的声势来。

他用的办法是玩了命似地跟日军死磕到底，状如疯狂。

（241）

直到3月1日下午，日军根本看不出中国部队有一丝一毫要撤退的迹像。因为战斗已经打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在正面战场，蔡廷锴把所能派上场的预备队都派了上去，就差他本人端着枪上去冲锋了。那架势，不光是要保住他自己的阵地，似乎连植田已经含到嘴里去的那一份都要让他给吐出来。

仅一个八字桥争夺战，守军三失三得，19路军营副以下当场战死的就有300多人。金泽师团也没能讨得什么好，人马死伤无数不算，光坦克车就毁了3辆。

短兵相接处，双方更是杀红了眼，直接用剌刀相互招呼，反正你给我一枪，我就捅你一刀，不手拉着手一起上阎王殿就决不算完。

碰到这号不要命的对手，植田被整得够呛。打到下午，他手上也没预备队可用了。

下午3点以后，金泽师团锐气全消，无力再发动大的进攻。

蔡廷锴的玩命死拼，给白川这个老狐狸造成了一个错觉，他认为中国守军不仅不会撤兵，还会在大场一线继续苦撑。

既然如此，那就不急，凭他们那点兵力，浏河迟早是我的。

晚上6点，他下达指令，让善通寺师团吃饭，休息，明天养足精神再把浏河一举拿下。

晚上9点，同样要求金泽师团睡觉，休息，并让植田做好准备，在第二天进攻的时候，要把蔡廷锴死死拖住，以防他向浏河增兵。

同一时刻，19路军和第5军都接到了总指挥部发来的命令：全军西撤。

左翼军撤往嘉定，右翼军撤往黄渡。

夜幕笼罩下，各部队依次有秩序地进行撤退。撤退时，均留有一至两个团在后面进行警戒掩护。

在3月2日拂晓前，几乎所有部队都已撤至第二道防线。

金泽师团打了一天，累得要死，晚上这个觉是真好，根本想不到中国军队会进行转移。

第二天睡眼朦胧地爬起来，感觉不对。要在平时这个时间段，大家就得做做广播体操，用枪声彼此问候几句了。怎么今天的黎明这么安静。

派人一瞧，都跑了，一个人也没有。

白川和植田都差点气懵了。早知道支那军队已成强弩之末，还睡什么觉，昨晚上就把他们给全搂搂了。这下好，又得重新去找他们。

关键是这时间耽误不起啊。

今天是3月2日，后天就是3月4日！

但是，直到3月2日，中国军队并没有能够全部从第一道防线撤出，吴淞要塞还有守军。

吴淞现在成了前线凸出部，随时有被日军一口吞掉的危险。

指挥官们的心都揪紧了。

把守吴淞的，是19路军勇将翁照垣。

他原来是守闸北的。自从19路军副师长谭启秀接任要塞司令后，就奉令带着部队到了吴淞和宝山。

来到吴淞后，天天挨飞机炸，舰炮轰，但翁照垣始终坚守不退，让日本人从中找不到一点空子。

于是吴淞要塞一度成为日军最为头疼的地方之一：犹如剌猬，看着不起眼，猛不丁还能扎你一下，想把它一口吞下吧，却又下不了嘴。

如此，奈何。

现在中国军队在吴淞主要使用步兵来防守阵地，运用残存的火炮来突袭敌舰，这套打法运用多次，日军已经熟悉了。

熟悉后就没有秘密可言，也就意味着防守的难度成倍增加。

翁照垣越来越感到兵不够用了。

他知道总指挥部已不可能再给他派什么援兵了。主阵地一日数战，硝烟几乎没有断过，他们自己还缺人手呢。

但是援兵说来就来了。

这支援兵的身份很特殊，和冯庸义勇军其实是一个性质的，区别在于他们是地产的上海产品，全称叫做：上海市民义勇军。

上海的民众义勇军，不管本地的，还是外地的，主要担负的是后方支前和群众宣传鼓动工作，即使是像冯庸义勇军这样奋不顾身上前线的，能做的也大多只是战地勤务或了望侦察工作。

毕竟，销烟弥漫的战场与平时的想像是两码事，批判的武器终究还是不能完全代替武器的批判。古时所谓的写一篇文章，喊一句口号，就能使敌兵仓皇鼠蹿的“光荣事迹”，大都不是文人的杜撰，就是类似于意淫般的一厢情愿。

那种认为没练过几天射击的老百姓，一上阵就能杀敌御侮的说法，更是经不起推敲。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缺乏基本的军事常识。

仗要这么好打的话，那要职业军人干什么？

须知，打仗，除了不怕死以外，多少也得有点基本功的。

（242）

不过整个“一二八”会战中，还是有两支民众义勇军真枪实弹地上去打过两场。

一支是退职军人义勇军。这帮兄弟都是上海本地的退伍兵，有作战经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便聚在一起，并想办法弄到了60多支枪，原来准备到东北去打鬼子，还没出发，淞沪抗战就开始了，正好参加进来。

闸北之战的当天，他们这200个人就分成10个组，跑到天通庵附近，帮着19路军迎击日军。在战斗中，他们以伤亡4人的代价，硬是干掉了20多个日本兵，并缴获枪支40余支，大大地为义勇军长了一把脸。之后，其它退伍兵听到风声也跑了过来，队伍越拉越长，人越聚越多，最后由200人扩充到了1000余人，使闸北坚守的19路军如虎添翼。

另一支就是上海市民义勇军。

在作为“一二八”会战诱因之一的马玉山路事件中，不是有一个浙江人开的三友社吗。里面的工人除了生产毛巾外，主要业余文化活动不是上迪厅，或者唱卡拉OK，而是进行抗日军训。在上海市民义勇军中，有好多人都是参加过类似军训的，也就是枪都摸过，也知道三点成一线，就这样上来了。

大家都想到了，普通人就算参加过两天军训，毕竟也不能真正跟上过战场的人相比。退职军人义勇军之所以能在闸北建功，那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曾经是职业军人。

退伍兵会打仗不稀奇，市民会打仗才真了不起。

上海市民义勇军实在是创造了民众义勇军的一大奇迹。

这支队伍共有200多人，大家找到19路军嚷嚷着要到前线直接参战。当时翁照垣还在闸北，并担任义勇军副总指挥，具体给各义勇军分配工作。

他正是考虑市民义勇军虽经军训，但没有经历过实战，于是决定让他们先集中到大场参加实地训练。

大场虽非前线，但离前线已经很近，不但能听到激烈的枪炮声，而且日机也常来此轰炸。

疾风知劲草。在往大场集结的过程中，松散型群众团队常犯的毛病暴露无遗。还没到达目的地，好些人就打了退堂鼓，半路溜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