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曾在莫斯科留学，在那里，他修成了一名“俄国通”。接着，苦学蒙语，把自己练成了“蒙古通”。后来他又到过中国，在张作相手下担任军事顾问，成了一名地道的“中国通”。

可这个人能力虽强，却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一进考场就犯晕，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高能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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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士官学校时成绩就不算好，然后考陆大，怎么考也考不上。这真要了亲命了。没陆大那张金灿灿的文凭，林同学就是再有能耐，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飞黄腾达了。

林大八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这一期出了很多人，比较有名的就有冈村宁次、永田铁山、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在林大八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欣喜若狂地拿到大佐肩章时，他的这些当年同学或发小都早已当上大佐好多年，只要在家跷着二郎腿等别人来给他们换少将牌牌就可以了。

人与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一般来说，在中日交锋过程中，联队长亲自上阵并战死杀场是比较少见的，除非这个联队都全体完完了。但是林大八与别人不一样，他得豁出命来干，否则加官进爵就别指望了。

当时日军的战场记录，就明确记载他是在冲锋陷阵的过程中，被中国守军的机枪打中后不治身亡的。

林大八一死，别说植田，日本国内也震惊异常。

人没死之前，大家都没觉得他有什么特别，现在一完蛋，流眼泪的，擦鼻涕的，讲好话的，全来了。

死者生身的未尽愿望予以充分满足：不仅追晋为陆军少将，还被冠以“军神”称号。

在日本，较早被尊称为“军神”的是那个抬着三口棺材（他和两个儿子一人一个）上日俄战场的乃木希典大将。以林大八的身份和地位，能和大名鼎鼎的乃木共享“荣誉称号”，真可以说是哀荣备至了。

林大八这么玩命的表现，自然很得被武士道精神搞得五迷三倒的日本人的欢心。但追根溯源，他不过是变态的日本考试制度和军队派系下的一个牺牲品而已。

就在这天中午，又一个消息传来。

日本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巡洋舰（就是野村来上海时坐的那艘）遭袭。

令人惊奇的是，这次袭击“出云号”的既非19路军，也不是第5军，而是一群来自民间的高手。

领头策划的是有“美髯公”之称的胡厥文。

淞沪战前，胡厥文是个开机器工厂的大老板。难得的是这位生意人不光会数钱，还知道忧国忧民。他之所以要留一把大胡子，并不是想学关云长，而是要把它作为“抗战胡子”，抗战一日不取得胜利就一日不刮胡子（“蓄之以记国难”）。

开战后，他就把机器行里的人组织起来，为19路军加工制造了手榴弹、迫击炮弹等各种武器。

胡老板抗战的情绪很高。光在后面造造手榴弹当然很不过瘾。过不多久，他就想到了一个新招：炸日军的舰艇。

当时“出云舰”就停泊在黄浦江上，日军陆海军高层常在这艘船上来来往往。胡厥文认为，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一定也在上面。如果把“出云舰”炸掉，日军定将群龙无首，陷入混乱之中。

可是“出云舰”是一艘大舰艇，不是普通的小渔舟，要想动它的手，谈何容易。

首先是拿什么去炸，你总不能甩一颗手榴弹或者打一发迫击炮上去吧，其次是派谁去炸，普通人肯定不行，因为这干的可是一个剌客的活。

说起来容易，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操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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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厥文找了一帮志同道合者商量。

在胡厥文找来的这个圈子里面，有搞实业的（有资金），有搞科研的（有技术），有搞军工的（有门路），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草根一族的力量，如果能够凝聚起来，往往就是一个强人团体，不比那些坐而论道的专家差多少。

丨炸丨弹很快找到了。

那是上海兵工厂仓库里的一颗旧的水雷外壳。

旧，没关系，技术人员可以搞定。

经过重新配引信，灌丨炸丨药，老瓶装新酒，一颗500磅的大水雷就出来了。

人也找到了。

是一个经过训练的勇敢的潜水员。

大水雷，潜水员，都有了，接下来还需要策划一下。

具体安排如下：找40只空的油桶，一一密封，固定连接在一起，由潜水员在水下推行。

而水雷，就固定在其中一只油桶下面。

日本人恐怕不会想到，黄浦江上随处可见的油桶漂浮物下面，竟然还藏着足以致命的大水雷！

可惜的是，在行动真正付诸实施时，由于时间计算上出现失误，导致水雷尚未贴着舰艇就提前引爆了，结果未能把“出云号”炸伤炸沉。同时，白川当时实际上也不在这艘船上。此前，他一直在“妙高号”舰艇上进行指挥。水雷爆炸时，他已经移到了公大纱厂的日军指挥部。

袭击“出云号”虽然大快人心，但无论成功与否，从军事行动的角度而言，对整个战局并无很大影响。

此时，中方指挥官们真正感到焦虑和担心的，除了正面战场日军来势凶猛以外，就是善通寺师团主力已经在七丫口实施登陆这件事。

都是会家子，日军从这里登陆要干什么，大家都一目了然。

得知消息后，负责左翼指挥的张治中迅速做出反应，砸锅卖铁，把一直舍不得用的左翼军总预备队都拿了出来。

宋希濂旅再次被赋予重任。

在大部分军校关于反登陆战的教案中，都会明确一点，那就是登陆后24小时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也就是说如果你在第一时间内不能把对方赶下海，那就只有你自己跳海了。

作为黄埔资深教官，张治中当然不会不清楚，他要乘善通寺师团登陆后立足未稳的机会，施以重拳，让其在岸上呆不下去。

宋希濂，你还能像当初强渡蕴藻浜那样挽狂澜于既倒吗？

但是命运终于没有能够再次赋予他这样的机会。

还是缘于该死的机动能力。

浏河距离部队所在位置将近60多里路，最快的办法是用汽车运。但宋希濂想尽了办法，也只找到11辆汽车，一趟只可运1个营。

这当口，你就是急死也没用。

先上1个营，其他人跑步前进。

宋希濂亲自带这个营（521团第1营）先行出发。

上午11点走的，到浏河已经12点半了，路上用去了足足1个半小时。其实如果按正常速度开，半个小时即能赶到。问题是他们在快到浏河时被日机盯上了，没法正常赶路。

日机又是扫射又是投弹，部队不得不下车隐蔽疏散，这一耽搁，半个小时就过去了。更惨的是，11辆汽车，被炸了8辆，只有3辆勉强可用。

还好，总算离浏河已经不远了。3辆车掉转头一拐一拐地回去接人，先行营则继续往目的地跑。

在浏河，宋希濂迎面碰见的不是教导总队，而是冯庸义勇军。

当时来上海参战的民众义勇军很多，影响较大的就有南京中央大学义勇团（后嫌名字不够响亮，又改名铁血军团）、华侨救国义勇军（顾名思义，是由爱国侨胞组成的），不太知名但名称雷人的有天津骷髅团（打不死你，吓也要把你吓死）、中国国民救国军第一军第一师（比实际作战的19路军和第5军还要高调）。

在所有外地义勇军中，要论国仇家恨，冯庸义勇军的感受最深。

因为他们就是一路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而流亡到关内来的东北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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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庸义勇军的全称为冯庸大学义勇军。冯庸大学是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而且它有一个非常诱人的地方，那就是实行全免费。

该校创办人冯庸与张学良是结拜兄弟，两人虽不是同月同日，却是同年出生，关系非常好。冯庸倡导教育救国，而且注重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当时的沈阳人甚至把冯庸大学与东大营、北大营相提并论，称为“西大营”。

然而一个“九一八”事变，几乎改变了所有东北人的命运。冯庸大学也是如此，他们不愿在日本人统治下苟且偷生，遂从校长（冯庸自任）到学生，都一个不剩地撤入关内，并成立义勇军，发誓要把日本人赶出东北老家。

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在长江沿岸监视敌舰，却不料现在的后方一眨眼就变成了前线。

考虑到这些学生继续留在这里只能做无谓的牺牲，因此宋希濂在向他们了解浏河的情况后，命令他们立即自行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带。

中国的读书种子们，你们还不是军人，你们应该继续活下去，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留一点未来的希望。

对于宋希濂来说，再到七丫口去阻止日军登陆已经来不及了，现在能做的，就是保住浏河。

有一个地方，是日军的必经之路。

它就是浏河西端的茜泾营。

521团第1营立刻向该处行进。没想到，日军来得还要早，一见面，二话不说，双方先来了个见面礼——打一通白刃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