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管怎样，王赓在这里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情急之下的“不请假”、“擅离职守”、“冒险进入租界”，将使他付出几乎一生的代价。

被捕后，日本方面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大喜，认为总算活捉了一个支那军的高官。他们随即指责王赓是间谍，威胁说要枪毙他。最后经美国领事出面保释，才不情不愿地把他放了回来。

人虽然被放了回来，但受到了严重质疑。

（233）

在王赓被捕前，他曾以俞济时师独立旅旅长的身份，参加了19路军的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王赓取走了淞沪作战的部署地图和作战计划各一份。

19路军的将官们认为，王赓被捕后，日本人从他身上搜走了这些情报，从而导致中国守军在作战时非常被动，不得不退守第二防线。

如果这是真的，王赓无疑就是这次战略退守的罪魁祸首，过莫大焉。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王赓本人对此坚决予以否认，表示自己在出门时，已将所有机密文件和地图交给税警总团总参议莫雄，自己身边只留了一本与宋子文通讯的密电码。

这一点，莫雄也有旁证。

鉴于王赓受过较严格的军事训练，起码的保密安全意识还是有的，我觉得他的这些话有一定的可信度，而从淞沪战后，日方的反应和当事人的回忆来看，似乎也没有足够证据表明，日军从王赓身上得到了什么重大启发。

19路军之所以退守，原因很多，把责任都推到一个人身上，显然是不够客观和公正的。

倒霉的王赓此时却已百口莫辨。

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当即解除了他的独立旅旅长职务，并转交军政部军法司关押。“一二八”会战结束后，他被翻来覆去审查，但均未发现有泄密情况。最后，军事法庭作出裁决，以“事先未得长官允许，擅离戒严地点”为依据，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

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的王赓进了牢子后就一病不起，虽然被宋子文提前保释出来，但已元气大伤，从此再未能获得重用。

好人一生平安，可信乎？

我常常深感疑惑。

好人王赓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在他的继任者当中，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无比耀眼的军事天才——被称为中国隆美尔的孙立人，可这跟可怜的王赓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只要看看他亲自训练出来的古鼎华团在战场上的表现，我们就知道，如果能再给他一次机会，这个人的才能和业绩也许并不在孙立人之下。

可是谁知道呢，这大概就是每个人都难以逃脱的宿命吧。

某种程度上，战场的成败就是谈判桌上的砝码。中国军队顶住了，日本军队没进展，这就使第三次英美调停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2月28日，也就是王赓在租界被日本海军陆战队逮捕的当天，由英国人做东，中日双方谈判代表在英舰“肯特号”上举行非正式停战谈判。

参加谈判的中方代表是顾维钧和19路军参谋长黄强。日方代表是对外交不算外行的野村吉三郎和日本首相特使松冈洋右。

这个松冈洋右并不简单，我们后面还要介绍。

在这次谈判过程中，顾维钧主动提出，中国军队可以从现防线后撤40里，但条件是日军也必须从租界和现有阵地退出。

由于战场上实在没捡到什么便宜，野村起初对这一提议倒也没觉得太吃亏，只是面子问题要紧，坚持中方先撤，他们才能后撤。

一下船，野村就后悔了。

眼前这种战场状况，就算中国军队先撤，日本方面也已脸面大失。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打不过中国人才“乞降”的呢。况且，我们还有王牌在后面，那就是即将到沪的白川大将和更多的援兵。

得出的结论是：这事不能干。

可是在谈判桌上，已经亲口答应人家了。

不要紧。看清楚了，这是“非正式停战谈判”，又没签字画押，能赖就赖，能拖就拖吧。

于是，“肯特号”谈判结束后，野村和松冈全都自动隐身，到哪里都找不到人了。双方达成的口头协约自然也成了画饼充饥。

第二天，他们日思夜想的大救星终于来了。

2月29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乘坐“妙高号”巡洋舰到达长江口的第一停泊点。

事实上，从白川离开东京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

3月4日，是国联召开特别大会的日子。在这次大会上，将重点讨论中日上海案，而从外务省内部透露出来的消息，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对日本有利。

也就是说，他必须在这个日子来临之前在上海击溃并消灭支那军队，否则，就是失败。

从现在开始，还有4天，他必须倒过来计算。

（234）

姜，还是老的辣。这一点用在白川身上并不为过。在听取汇报后，他马上意识到，如果继续跟着自己的前任们的脚步走，别说4天，40天也未必能真正结束上海战事。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从盐泽开始，日军不断增兵，但是中国守军却越打越勇，而且丝毫不见疲软迹象。一转眼，一个月过去了，本来气势汹汹杀来的金泽师团和久留米混成旅团不但寸功未立，自己还被人家打得没了脾气。虽说拿下了一个江湾，但说出去实在丢脸，因为那地方就等于是人家拱手相让的。

不错，这次他将把两个主力师团派上场，可以大大增强前方的攻击力和战斗力。问题是时间来不及，而且中国军队也不是没有后援。其时，第47师（上官云相师）、第9师（蒋鼎文师）正向上海移动，第1师（胡宗南师）已接近长江北岸。

这位说了。人家日本的军队说派就派，虽然隔着大海，一个命令下来，没几天工夫就能登陆上海滩，怎么就你们这三支部队迟迟缩缩，都到家门口了，还不能过来参战？

客观的原因，是由于双方军队的机动化能力和水平不在一个档次。

更客观的原因，则是由于我们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或曰制江权）都不在自己手里。

没了制空权，天空就变成了日机的天下，上海周边的交通完全堵断。你想啊，日本轰炸机连难民都不放过，何况是行军中的部队，这就导致军队运输非常困难。上官云相师和蒋鼎文师虽然早就出发，但大部分时间只靠两条腿走路，原因就在于沿途多段铁路线都被炸残，根本不能使用。就这样，很多时候白天还不敢走，就是走也走得胆战心惊，怕被飞机炸啊。

胡宗南师则更为尴尬。

由于中国海军压根没参战，别说大海，连长江都一道丢给了日本海军。

自家海军不帮忙，渡江部队头就大了。先不说日本海军早就把长江封锁了起来，声称一旦有中国军队通过，就要发炮阻击，光是找船就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要知道，一个整编师人不算少，可不是一条两条渔船就能解决问题的。

长江，那时候叫“天险”，江面上可没有如今这么多大桥等你去闲庭信步。除非你会飞，要想轻而易举渡过去，可没那么容易。

因为这个原因，三支从不同方向赶来的中国援军就算听到上海这边已经打得翻了过来，也只有干着急的份。他们能采用的唯一办法，就是先保全自己（如果一无遮拦地任日机这么炸着，就算能在最短时间内赶到上海，师的建制恐怕也只能变成旅或者团了），然后趁日本海空军不注意，把部队分成一股一股，悄悄“溜”过来。

2月27日，上官云相师用这种“笨办法”，其前锋1个团最先到达上海近郊黄渡。

至3月1日，整师主力才靠近上海。

现在是2月29日，三个师的主力都在望“沪”兴叹。但曾写过军事专著的白川却很清楚：添油战术，兵家所忌。他决不能像植田那样依靠不断地向正面战场添加兵力而取胜。

致胜之道在哪里？

（235）

还是日军用于进攻的看家绝活：包抄迂回。

这恰好符合白川经常说的一句话：“只要能够迂回攻击敌人，就不正面攻击敌人”。

问题是从哪个方向包抄，或者换一种说法，部队从哪里登陆。

上海的地貌决定了它可以有很多个登陆点，这就好象有一道多重选择题摆在了白川面前。

如果粗看，南面的杭州湾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这里几乎没有防守。

但白川很快就自己进行了否决。原因是这里离淞沪主战场较远，等日军部队一登陆，中国部队会有足够的时间反应过来，并组织防守，不符合此类战术“迅速、突然”的特性。

另外，白川从家里出来时，头上还有一个紧箍咒。

那就是内阁再三关照的，不能把战火扩大到租界区，以免引起英美等国的抱怨和干涉（“切勿将兵祸漫及上海租界”）。

如果登陆杭州湾，势必要向北进攻。到那时候，刀枪不长眼，保不准炮弹失了准星，也会一不小心跑到租界里去闯点祸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