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双方铁甲对铁甲，钢刀对钢刀，虽未全胜，但至少是没让日本人占到什么便宜。

本庄繁为此曾忧心忡忡，认为如果东北军都照这个样子抵抗，“将会发生事变以来未尝有过的大会战”，仅过一条大凌河就够自己喝一壶了。

“由于张学良军开始了积极的军事行动，锦州方面的事态异常紧张”，关东军不得不坐下来重新检视自己的战前准备工作。

可是本庄繁多虑了，因为少帅只是冲动了那么一下下，很快他就不“积极”了。

收复东北没戏，坚守锦州可能把自个的老本拼光。

想来想去，终于做出决定：撤。

为了这个决定，他会后悔终生吗？

因为这不同于“九一八”，那时他可以说，自己没有心理和行动上的准备，分不清日本人究竟是想找茬砸场子还是要抄他老家。

这个时候，也没有谁会再提出来，让他“绝对不抵抗”。能够做出这个决定的，只有他自己。

他不应该忘记，张作霖的陵园还没完工，老爷子的尸骨都未及迁葬，且祖宗祠庙，一朝辞别，何日可归。

他不应该忘记，处于日寇铁蹄蹂躏下的东北父老，没有一天不翘首西望，期盼王师北上，收复失地。

他更不应该忘记，将帅的责任，军人的荣誉，汉子的担当。

可他还是下达了撤军的命令。

驻锦州的东北军得到的上峰指示，不是如何固守城池，决一死战，而是撤至关内。

理由是：现政府方针未定，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

那“现政府”在干什么呢？

（167）

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政府还是那个政府，但里面的人已经换了。

在外部倭寇环伺，内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一向示人以强硬形象的老蒋也不得不对广州方面服软了。

按照汪精卫们的要求，老蒋不仅释放了胡汉民，还亲自把他送到车站。

别的也没多说，原本威风八面，不可一世的老蒋只对胡汉民说了一句话：我错了，请原谅，今后还请多多指教。

堂堂元首，能说出这种话，认错态度也算是够诚恳的了。没想到元老根本不卖元首的帐。

错？

错哪了，说出来。说不出来，这就又错了。

撂下这番尖酸刻薄的话之后，胡汉民又当着众人的面，把老蒋狠狠一顿数落。然后扬长而去。

面子，算丢尽了。可这就是政治。老蒋不仅不能生气，还得继续腆着个脸来朝汪精卫们说好话：

现在是共赴国难的时候，咱自家兄弟就别再互相拆台了，免得让外人看笑话，还是搬一块来住吧。

广州方面的回复也很干脆：我们其实也不想这么干，还不是因为你这人太讨厌。如果你滚蛋了，那我们就自动撤销政府，把家搬到南京来。

没别的办法了。

老蒋咬咬牙，成交。

就这样，老蒋宣布下野，广州政府随之撤销，一帮人全都搬回南京，代替老蒋当起了家。

既然老蒋都下去了，跟他闹别扭的汪精卫、胡汉民也暂时没好意思抢那头把交椅。

实际的政府领导人是新任行政院院长孙科。

这位小兄弟头上的光环很亮，虽然年纪轻轻，却颇有乃父之志。鉴于老蒋倒台，多少跟他抗日不积极有关，孙科决定改弦更张，给日本人来一个酷一点的造型，对日态度开始趋于强硬。

但这个强硬却往往只能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之上，因为他和汪精卫、胡汉民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软肋——不是军人，没有军权，军队不听他们的。

说起来，这也是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一个政治怪象。

本来政府是应该由懂治理会治理的各级文官主导。文人主内，武人主外，各负其职，才更合理一些（这也是广州政府的口号）。

但实际情况却是，文人往往得看武人的脸色，更有甚者，有些武人连表面功夫也不高兴做，直接把文人一脚踢开，不管会不会断案子就自己做起了县太爷（典型的如狗肉将军张宗昌）。

现在孙科也碰到了这种倒霉事。

老蒋人虽走了，部队却还属于“蒋校长”的，别人调不动一兵一卒。其它部队也是各怀心思，反正就没人愿意听他这个国家领导人的指挥。

锦州告急，孙科急忙召集政府开会，讨论增援问题。

会开了大半天，之前口号响亮的各路诸侯却没一个愿意去打仗。

孙中山是“知难行易”的倡导者，他的公子却着着实实地尝到了“知易行难”的苦头。

中央不派援兵，这成了张学良不愿固守锦州的一个重要理由：东北又不是我一家的，你们都不管，我也不管。

东北军撤兵关内，事先孙科和南京国民政府并不知道。等从情报部门得到消息，已是几天后的事了。

孙科气得不行。不管怎么说，你还是政府的人，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就往后退了。

他立即向张学良发布命令，要求其死守锦州（“积极筹划，以固强圉”）。

这是“九一八”以后，国民政府下达的第一道抵抗命令。

（168）

没想到张学良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

老蒋的话我也得捡好听的才听，你一个黄口小儿，我听你的？

照撤。

眼看日军兵锋将至，锦州局势急如星火，12月29日，国民党一中全会闭幕，会上以党内名义再电张学良，要求停止撤兵（“如遇侵犯，则抵御之”）。

张同志可没这么好骗的。

他回了个电，说你们要我一个地方部队，去打日本一国的军队，这力量对比也太悬殊了，怎么想得出来（“强弱之势，相去悬绝”）。

我不打。

当天，东北军参谋总长荣臻（就是从沈阳化装逃回来的那位仁兄）下令锦州各军实行总撤退。

第二天，国民政府在得知东北军发布总撤退令后，最后一次致电张学良，几乎是用哀求的语气，要求他在锦州就算做做样子，也要抵挡一下（“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

不发电还好，一发电，锦州部队撤得更快。

你都说“日军攻锦紧急”了，那我还不得赶紧往关内逃啊。

谁说只有关东军会“下克上”，我们东北军也会，逃起命来也一样不听你政府的。

然而故土之恋，人皆有之。当官的可以换个地方再当官，基层的士兵却要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流浪天涯。

很多老兵失声痛哭，不忍离去。

一切似乎都已经在预示着，从此将与东北永绝矣。

果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后都没能再返家园。

每当午夜梦回，永远失落的是那个种满大豆和高梁的地方。

别了，美丽的松花江。

别了，那无尽的宝藏。

别了，我无助的同胞和衰老的爹娘。

44个军用专列，满载10多万东北军士兵，由锦州不停地驶向170公里以外的山海关。由于军列来去过于频繁，甚至因此引起了日军的高度紧张和戒备，还以为是从关内调来对付他们的中国军队。

由于分驻锦州各地，用了一周时间，才全部运完。

一千多年前，一位美丽的女子曾在后宫发出过泣血的哀叹。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五代后蜀花蕊夫人《述亡国诗》

1932年1月3日，嘉村旅团前锋数百人越过大凌河。

他们根本就没需要踩着冰面跑过来，因为大凌河上有铁桥。似乎是怕冰面不结实，日军走着走着会掉下河去，撤退的东北军很体贴地把大凌河铁桥完好无损地留给了前者。

他们只是把大凌河车站给破坏了，为的是怕日军撵在屁股后面追上来。

过了大凌河，很快就兵临锦州城下。

到了这里，日军已再不抱任何幻想。他们很清楚，在这里迎接他们的，必将是一场恶战血战大战。

覆尸满城，流血漂橹，几乎是一定的。

作为前锋，只能第一个在锦州城“玉碎”了。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重镇锦州，兵家必争之地，其实只是空城一座，守军早已跑得清洁溜溜了。

出现在这些远道之“客”眼前的是这样一幅场景：以锦州城为中心，周围呼拉拉铺开六里路（“蜿蜒如长蛇”），里三层外三层布满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但是防守的人，一个也没有。

日军起初不能相信这一事实，等咬一咬舌头，确认这不是在做梦后，一个个欢呼雀跃，异常兴奋（“实愉快万分”）。他们谢天谢地谢天皇，甚至谢上了中国的孔子，认为自己正是孔子兵法中不战而胜的得益者。

连仗都不用打，就捞到了首功一件，这感觉当然就跟突然中了个百万大奖一样。

锦州，终于作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被关东军兵不血刃地收入囊中。根据日方记载，当天的锦州，虽然天气晴朗，却狂风怒号，满天卷起黄色旋风，“令人惊心”。

我告诉你，那是我们的祖先在风中声声咆哮。

（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