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弱国背景下拼命争取母国权益，使中国得到英美德意等西方列强承认的干才的下场。

一个不畏艰险，敢于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交涉，立志收回东北主权的勇者的下场。

现在，他得到了所有的报偿。

辱骂，攻击，殴打，从精神到肉体，遍体鳞伤（重伤三处，膝盖严重骨折），差点成了跛子。

天乎，地乎，谁可为我作证，这一颗赤子之心。

第二天，外交部长王正廷黯然辞职。

他曾经豪情万丈。可是历史跟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兜了一圈之后，他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巴黎和会那令人无比沮丧的场面之中。

弱国无外交，这是一个铁则。

外交奇才顾维钧努力过，革命外交家王正廷也努力过，最终他们仍然只能选择相同的命运。那就是：out!

（111）

看到南京政府在群众中极不讨好，广州政府赶紧顺应民意，在民主政治之外，又及时打出了积极抗日的口号。

在报界媒体和请愿学生面前表演爱国秀，自然是嘴皮子利索的汪精卫的拿手好戏。

他一边借机大批老蒋“不民主”、“不抵抗”，一边振臂高呼，声称要“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一时在舆论界大受欢迎，被学生奉为政治领袖，争相要求他到南京主持党国大计。

抗日，并且一定要强硬，俨然成了全国通用粮票。如此一来，南京政府的形象马上变成了十恶不赦的坏人政府，而广州政府则成了为民鼓吹的好人政府。

跟中国这边一样，日本社会各界也把向政府施压变成了一股潮流。

你中国学生会搞爱国运动，我日本学生也会拉横幅，喊口号，举行“爱国示威”。

愤青们一边为关东军的“英勇行为”欢欣鼓舞，一边组织捐款义演，要慰劳东北前线的“广大爱国将士”。

日本舆论界也完全支持关东军，一边称赞关东军的行为是“爱国行为”，一边指责政府施行“软弱”政策。

二战结束后，面对战败的苦果，很多日本史学家都承认，当时的舆论界应对挑起战争负起相当大的责任。

巨大压力之下，若榇内阁若不想被选民提前炒鱿鱼，惟有跟军部唱起一个调子，表扬关东军“忠勇可嘉”、“战果辉煌”，并对所有“有功之臣”进行了“表扬”和封赏：

作为“总策划师”、首席功臣，石原莞尔第二年即从中佐晋升为大佐，荣升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并兼任作战部作战课长。

板垣不久升为少将，担任关东军参谋长一职。

这两人因“满洲事变”的策划成功，自此成为了日本国的“战斗英雄”。

就连事前一无所知，事后仓促上阵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也沾足了光，后来不仅升为大将，还挤到皇帝身边，当上了天皇的伺从武官长。

其他人等也加官进爵，鸡犬升天。

事到如今，南京国民政府要再说一句不积极抗日的话简直就没法活人了。

为了挽回影响，不被广州那个党内最大的反对派压倒，老蒋赶紧指示南京政府外交部对日本提出严重抗议。

同时紧急召开会议，决定暂停和广州政府的“相互讨伐”，并做出随时准备抽调中央军北上抗日的姿态。

他还电告张学良，不得背着中央政府对日本作出任何领土让步，生怕这位兄弟被逼急了，又和当年的“中东路事件”一样，自作主张地弄出一个《伯力协定》出来。到时候，背黑锅的毫无疑问还是他老蒋。

嘴上喊打喊杀容易，其实心里没着没落。

全国军队说起来有百万之多，但老蒋实际能指挥和调动的就他的中央军。

真的调去前线和日本人打仗，胜负且不论，江西的红军怎么办？广州那个开除他党籍的国民政府如何对付？

让老蒋最担心的事是：万一中央军抗日“抗”光了，他老蒋如何自处？这可是他安身立命的本钱。

关于这一点，老蒋比谁都拎得清，自己能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呼风唤雨，说到底，靠的就是手上掌握着枪杆子。如果一旦打光了，到时候恐怕连个鬼也不会再答理他。

其实，关起门来大家都一样。不管是中央军，还是地方军，讲穿了，都是私家武装（中央军也只听他蒋校长的招呼）。在这一点上，谁也不比谁正直无私多少。

所以，打就一个字，份量却重得只能说说而已。

（112）

现在能指望的只有国际联盟（国联）了。等着让它来说两句摸心口的公道话吧。

一提到国联，我敢肯定，大多数人都要嗤之以鼻。因为我们通常印象中的国联，就是一个英法操纵的傀儡，一个啥事也干不了的国际软蛋。

然而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事实不是这样的。

不错，国联没有武装部队，缺乏常驻组织，决议需要全体会员一致通过才能有效，对国际事务也反应缓慢。这些都是它的缺陷，也是国联最后解体的重要原因。

问题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际机构敢声称自己完美无缺。

就连联合国不是也被呼吁要进行改革吗？

事实是，国联在当时的作用很大，大到没一个国家敢于随随便便绕开国联，去走它的阳关道或者独木桥。

大家都知道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赢了，可是不知道日本其实赢得非常侥幸，算是惨胜。

惨胜了以后，日本希望俄国能多少给点好处，以便让它体体面面地收场。没想到，老毛子不服气，一个子不肯给，还气乎乎地甩了一句：要打的话奉陪，咱们重新来过好了。

可是“胜利者”日本早已累得半死不活了，根本就没力气再打下去。这时候只好去求国联，让它出面做工作，劝俄国来谈判，这才勉强争来了一个南满铁路和旅大港。

日本人是有这个特点。谁比它厉害，它就服谁。它能服国联，说明国联并不是一块不中用的嫩豆腐。

对其时大多数国家来说，国联就是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代表，说的话还是有人听的。

而且在这之前，确实也有过成功的解决案例。

比如欧洲的保加利亚和希腊就曾为领土争端打得难分难解，国联把双方都说了一通，先让他们停火撤兵，然后做调解和仲裁，最后就把事情给摆平了。

如果说我们在东北执行“不抵抗”政策是错误的，那么至少在找国联帮忙这件事上肯定是没错的。

不找国联，就傻了。

９月21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三天之后，中国政府代表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作为年富力强的南方外交家，施肇基几乎是王正廷的翻版。

两人是浙江同乡，不过施同学似乎拿本本的热情更高一些，在美国拿了一个文学硕士还不过瘾，又接着去读了哲学博士。

施肇基比王正廷大上五岁，人生经历也是相当丰富。

早年间他曾给张之洞做过英文秘书。

说起来，这位张大人还与抗战颇有缘份。当年，他一手创建了中国规模最大的兵工厂——汉阳兵工厂。这家兵工厂引进同时期德国的先进设备，专门生产一种步枪。这种步枪很有名，一直到抗战，中国军队还在大量使用。

对了，这就是汉阳造。

想想有些后怕，如果没有这位晚清老祖宗给我们提供汉阳造，抗战怎么个抗法还真不好说，难不成大家都拿着戏班的斧钺勾叉去和日本兵拼命吧。

张之洞的秘书中有一个更有名的人：留辫子的国学大师——辜鸿铭。

辜鸿铭有句名言：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仅此一句，就让我对辜大师心生敬仰。

（113）

能跟辜鸿铭一起混，没两把刷子绝对糊弄不过去。

时人评价施肇基，每遇大事不慌不乱，虽泰山崩于前而脸不变色。

当年参加巴黎和会的五位中国全权代表，好几个都是日后中国外交界力能扛鼎的一流外交家。

除了顾维钧、王正廷，还有一位，就是施肇基。

注意，以上三位，都是人精，而且不是一般的人精。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国际外交实在是一门很难搞的复杂学问。

爱祖国爱人民，外语说得比中文还溜，能言善辨，这些都是成为一个优秀外交家的必备条件。

可是还不够。

你还必须像一个法学家一样，对国际规则了如指掌，并能为我所用。

申诉前，施肇基仔细研究了国联的基本法《国联盟约》，并参考了希、保两国的案例，从而制定了自己的申诉策略。

在申诉书上，他没有先讲双方的责任问题，也没有要求制裁日本，而是根据《国联盟约》第11条规定“不允许会员国进行战争”，以此请求国联理事会出面干涉。

策略很简单，谁是谁非先放一边，现在最重要的是你不仅不能再进攻其它地方，还要恢复到事变以前的状态，同时必须先把该赔我多少钱确定下来。

至于责任问题，有的是时间慢慢和你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