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这位县令平日里油水捞得比较足，因此财大气粗，这一年在万宝山地区一气租了三千亩荒地。

既然是荒地，就是需要从头雇人开垦的。郝永德身为一县之长，自然懒得管理这种破事，便把荒地的使用权又转租给了在周围居住的朝鲜农民。

转租可是要付租金的。朝鲜农民为了尽快使荒地变成良田，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老本赚回来，他们决定开河挖渠，引伊通河水对田地进行浇灌。

说干就干，近两百名朝鲜农民挑灯夜战，开始了大生产运动。

一旁的中国农民可急了。因为他们要挖的这条水渠，长约20里，深度和宽度达到3丈有余，简直就是一条小支流，而中国农民耕种的几万亩熟田（指耕种多年的良田），地势较低，随时可能被渠里的河水淹没。

不管哪一国的农民，土地对他们来说，就是命根子。

跟朝鲜农民交涉，对方不理。

流我们的汗，挖我们的渠，浇我们的田，于你们有何相干。

中国农民无奈，只好集体上丨访丨。

农民申诉，政府不能不受理，估计就是按照这个办事逻辑和程序，县里派人下去干涉，劝阻朝鲜农民停工。

这时，日本驻长春领事馆开始插手此事。他们也派人到达现场——不过这些人不是普通工作人员，而是带着机枪上阵的日本丨警丨察。

事情弄到这个地步，郝永德和他的县政府竟然来了个装聋作哑，既不向上报告，也不采取措施，甚至下面连个中国丨警丨察都没加派。

郝永德，实在是既不“好”（郝），也没有什么“德”。

（90）

他大概认为这种情形下，自己两不吃亏：水渠建成了，反正土地的所有权在我，租约到期了还可以收回良田，只有好处；渠建不成，该向朝鲜人收的租金也一分不会少。我怕个鸟啊。

有了武装保护，朝鲜农民更加有恃无恐，日以继夜地挖渠筑坝，工程进度大大加快。

眼看水渠就要完工，而自家县衙的态度又如此暧昧，中国农民忍无可忍，被迫自动集合起来上前填渠。

一个要填渠，一个要开渠，双方都不肯相让，立刻发生了大规模冲突。

日本丨警丨察随即介入冲突，并公然开枪，造成中国农民伤亡。

东北政府的反应非常窝囊，一边像中苏战后处理那样，我行我素，由地方政府出面，与日本进行毫无结果的谈判，一边仍然对万宝山民间冲突纠纷采取坐视回避态度，结果听任朝鲜农民在武装保护下将坝修成通水。

坐镇北京的张学良最先想到的不是要替治下的小老百姓们伸张正义，帮他们解决实际问题，而是害怕因此触怒日本人（“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宜亟力避冲突。”）。

保护治下百姓，本为统治者之神圣职责，任何地方任何政府都是如此。你怎么知道这样就会引起“冲突”，乃至“日本开战”，还“必败”了呢？

为了所谓的“力避冲突”，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最可怜的还是那些眼巴巴看着稻田被淹而无可奈何的百姓。他们的利益就这样被中日双方共同“牺牲”了。

至于他们来年还有无能力继续承担苛捐杂税，则根本不是各级官吏们所关心的。

老百姓出钱养活的政府，却不肯花半点力气帮老百姓说话办事，这也算是中国独有的一种奇观。

日本方面则表现得非常嚣张跋扈。

万宝山事件本来是日方占尽便宜，但最后叫得最凶，哭得最响的却是日本人。

在日本人的宣传和煽动下，“中国排斥朝鲜人”的舆论遍及朝鲜。

朝鲜人民族意识极强，在被迫沦为日本殖民地后，反日活动从未有一天停止过。日本这次有意识的祸水东移，使朝鲜把对日本人的的仇恨转移到华人身上，因而引发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排华运动。

一周之内，袭击在朝华侨的暴行不胜枚举，华侨死伤无数。房屋被烧十之有九，就连国民政府驻汉城领事馆也被暴乱分子捣毁了。

在日本国内，主张对中国强硬的论调几乎形成了一边倒的趋势。

仅仅三年前，日本在野党政友会还因为田中内阁“支持”暗杀张作霖而大吵大闹，三年后，他们已经改弦更张，与时俱进地跟上了潮流，转而猛批若榇内阁对中国执行的是“软弱外交”政策。

政友会老大森恪还组了一个代表团，由他亲自带队，到东北和朝鲜兜了一圈，回来后便在国内大造舆论，摆事实讲道理，证明“万宝山事件”不能就这么完，一定得把失去的场子给找回来。

大家都这么革命，贵为首相的若榇想想再不表现一下，又得因为“落后”而被炒鱿鱼了，于是赶紧也站出来，捋袖子，伸胳膊，秀肌肉，哭着喊着要跟森老大比“强硬”。

军部和关东军怀着兴灾乐祸的心情注视着所发生的一切。在他们眼里，政府不管如何表现，始终都是软弱无能的。

只有他们手中的刀把子，能证明一切。

（91）

凭心而论，事情发展到现在，不能怪长春县的县长郝永德不作为，因为他的上司吉林省主席张作相也不作为。

不能怪张作相不作为，因为他的上司东北军主帅张学良更不作为。

堂堂一县之长，老百姓的父母官，却做起了县里面的第一官商，事前无人过问，事后也无人追查。

面对突发事件，对下敷衍塞责，不敢为民作主，对上拒绝中央插手，自己却又无能力把事情摆平。

见一斑而窥全豹。

东北吏治，譬如朽木，早已不堪。

年轻的少帅似乎已经忘记了身后那个长满大豆和高梁的地方，那个父辈基业之所在

东北危机四伏，他听不见，也看不到。

他此时一门心思要对付的，是帐下的三姓家奴——倒戈界的后起之秀石友三。

中原大战后期，石友三来了一把“识时务者为俊杰”，“及时”投靠了从关外过来的张学良。

在小张家大门口没混多久，老毛病又犯了。

因为汪精卫的“广州国民政府”来招贤了。

汪精卫不是通电下野了吗？

没错。不过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民国前后的政治气候就是如此，对于吃政治饭的人们来说，下野快，上台比这还快。

而且这一回，老汪打的旗号不是为自己，是为“朋友”申冤来了。

朋友者，党内元老胡汉民是也。

事实上，汪精卫和胡汉民虽然同殿称臣，资历也相差不多，但并不是什么“朋友”。岂止不是朋友，关系还很差。

想当初老蒋羽翼未丰时，搞“宁汉分立”，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和中央（“伪政府和中央”的始作俑者就是老蒋本人），咬着牙要与武汉汪精卫主持的“正宗老字号”分庭抗礼。

招牌是挂起来了，但缺少重量级人物帮着吆喝。

在这种情况下，老蒋便请来了这位因涉嫌剌廖案而被迫寓居沪上的胡汉民，让他做自己的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也投桃报李，关键时刻帮了老蒋大忙。

说句实在话，那时候要没这个胡老撑撑门面，南京政府这新起的炉灶还真是要多寒蹭有寒蹭。

然而，人总是在不断变化的。老蒋也是如此。

自取得中原大战的完胜战绩后，这位三军统帅开始变得飞扬跋扈，党政军内俨然唯我独尊，渐渐地连有贡献的“老前辈”都不放在眼里了。

两人自此就有了矛盾。

其实，看着老蒋发达，胡老也没真失趣到想挡他道的程度。以他这种年纪和身份，其实也就好个面子而已，无奈后者属于人一阔脸就变的主，而且变得委实过快，一来二去，连面子这个起码的东东也不想丢给可怜的老头子了。

弄到最后，大约老蒋自己也赚烦了，脑子一热，索性派了两个宪兵把胡汉民给软禁了起来。

这样一来，犹如捅了马蜂窝，各路或潜伏或下野的反蒋精英趁势鼓噪。

此时汪精卫正在港岛。隔岸打嘴仗没有比老汪更在行的了。他立刻发表宣言，痛骂了一通老蒋，把他的行为比做是“强盗绑票”，并称老蒋是史上最大的“狗官”。那文章写得真是十二分的酣畅和过瘾，若不是后来失了足，未必不能和“不负少年头”一样流芳百世，传之永远。

（92）

在反蒋这一共同目标的感召下，曾经视同陌路的汪精卫和胡汉民终于走到一起来了。

汪精卫东山再起，来到广州，重新主持成立国民政府，声称这回要抱团跟老蒋死磕。

口号极其悲壮：“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去跳”。与当年“不负少年头”的豪迈好有一比。

不过，光喊口号还是吓不倒老蒋。要推翻“非法”的南京国民政府，老汪向来最苦的就是没有枪杆子。

经过屡次挫折，他对枪杆子的向往已经快到了神往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