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滨口内阁推出的币原外交还算是让中国政府耳目一新。派出的外交特使几次来到南京，不管真心还是假意，双方在会谈中都还流露出一定的善意。

日方表示，希望通过缔结关税条约来带动和改善对华关系。

如果真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在中国问题上就此罢手，不贪念丛生，那样说不定还真的能和邻国“共存共荣”呢。历史也许就要重新改写了。

然而此时日本国内的舆论已容不得任何稍微清醒一点的头脑。

民间各式各样的愤青团体如同过江之鲫，数也数不清。最多时，包括黑龙会、爱国社等团体总计有六百多个。

这帮人自然不是什么好鸟，逮到机会就要整治一下在他们眼里腐败软弱的官僚组织——滨口内阁。

有“温和派”之称的驻华大使佐分利贞男刚刚回国，就意外地遭遇了“被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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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日本国内那些一个比一个更疯狂的激进组织“功不可没”。

最后经过共同努力，中日还是缔结了新关税条约，但两国关系的全面好转似乎已难以指望。

滨口内阁本来还能再撑两天，无奈愤青们已经等不及了，他们来了个“斩首行动”。

事缘于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的通过。

经济危机来了，西方国家一个都没逃得掉。为了抱团取暖，便有人提议开一个会议，大家都砍掉一点海军军费。

对于滨口内阁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压缩军费开支的好机会，便代表日本政府予以批准。

在批准之前，内阁与海军最高指挥机构军令部已做过沟通。没想到，人家事后不认帐了，一口咬定内阁此举是擅自行动，侵犯了天皇的统帅权。

作为反对党的政友会跟个二愣子似的，丝毫没拎清楚这其实关系到政党政治与军阀势力的斗争，关系到今后政府还能否独立行使内政外交权的问题。

他们竟然也站到军部一边，跟着在下面瞎起哄，为了能够达到顺利倒阁的目的，对当政的滨口内阁不遗余力地进行攻击。

一个月后，爱国社的爱国愤青便帮军人政客们解决了全部问题，他们在东京火车站剌杀滨口，并导致后者重伤身死。

凶手抓获后开始被判死刑。为此，全国各地竟一下子递来了 7 万多份请愿书。所有请愿书都一个意思：剌杀是爱国行为，政府当局必须予以减刑。

顺应“民意”，该凶手被一再减刑，十一年后假释出狱。

滨口被剌事件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预示着日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昭和动荡”已经开始。

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当年提出军主政从（即“巴登巴登密约”）的二叶会已不算什么了，现在陆军里最猛的叫樱会，海军里的叫王师会。

这两个会都不把政府当官的放在眼里，他们的旗号是要搞“昭和维新”。樱会更是准备在滨口被剌后再接再厉，着力推进所谓的“国家改造运动”。

按照这个运动的最初设想，是要先内后外，即先对内进行政治改造，建立军人政府，具备打大规模整体战的条件后，再对外发动战争，以此解决“满蒙问题”。

1931年初，他们策划了一个“三月事件”，计划对议会发动突然袭击，强迫内阁总辞职，然后由天皇下诏重新建立军人内阁。

但最后因内部分歧，这一计划未能成功，“事变”也就成了“事件”。

在各领风骚三五月后，曾经壮志凌云的滨口内阁终于轰然倒下。继之而起的是若榇内阁。

在若榇内阁成立的当天，王正廷约见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重光葵。

大喜的日子，王部长没忘给公使先生准备一份贺礼，还很重。

长长一串礼单报下来，重光葵越听越吃惊，从收回海关关税自主权，到收回租界，再到收回铁路航运，等于中国这块地方，就没他小日本什么事了。

革命外交果然力道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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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走时，似乎还觉得不够份量，王正廷又加了一句：所谓“满蒙权益”，也即旅大地区和南满铁路，中国也是决意要予以收回的。

从外交部出来，重光葵擦了一把冷汗，赶紧启程回国报告情况。

消息传到日本岛内，犹如给早已气势汹汹的舆论加了一束薪，添了一把火。无论民间还是军方，都认为是由于政府过于软弱，才在外交上一再陷入被动局面。

很多人回过头去看，又重新找到了那个尚名不见经传的关东军小军官石原中佐的“价值所在”。

至此，“满蒙生命线”理论到达了它被卖力鼓吹的最顶点。军部由于“三月事件”的失败，也由先内后外，逐步倾向于先外后内。

此时，离石原这位天才当初设定的两年期限，还剩一年不到。

那么到现在为止，这个被日本人称为“百年不遇的军事天才”到底在忙些什么呢？

日本人在微观事务方面的精益求精，是连西方人都为之叹服的。

对日本文化做过细致入微研究的小泉八云曾经说过，这个世上没有比日本人更好的外科医生了。

听名字，你可能会以为这是个本地产的日本通，其实不是，这位先生是个纯正的英国老外。当然，他原先不叫这个日本名，是后来到东瀛定居，娶了个日本老婆，才夫随妇姓，改姓小泉，名八云。

这个经历应该跟加拿大留学生、会说相声的那个大山差不多。

小泉八云对日本文化非常推崇，认为日本人的天性，自然而然适合于准备和实施各种复杂的行动计划，哪怕这些东西在外人看来是多么的琐碎和烦杂。

有战略家之称的石原可称得上是这方面的优秀代表。一个“关东军占领满蒙行动计划”，仅仅方案的完备，他就用了一年多时间。

在这一年多里，由他和板垣带队，组成了“参谋旅行团”，在东北境内跑了一圈。

第一站是长春。范围是吉林省。在这里，石原等人进行了军事地形侦察和渡江作战研究，从而揭开了“满洲事变前史的第一页”。

第二站是锦州。范围是辽宁省。这次主要是具体研究如何向沈阳城攻击、向锦州追击、进攻锦州和山海关西部的作战方案。

第三站是北满。范围是黑龙江省。此次实地考察了北满（黑龙江）的全部地形。

三站跑下来，石原已经为关东军占领满蒙安装了全副的GPS导航。

接下来，他需要等待的只是一个在他看来最为合适的出手机会。

张少帅不回东北，并不代表东北可以无事。实际上，这一年东北的事情特别多。

在中央政府宣布要收回东北主权后，中日民间和军方冲突都开始变得异常频繁起来。

早在张作霖做“东北王”的时候，日本就已经开始往东北大批移民。当时的移民主要是日本农民（也包括朝鲜农民）。

没办法，东瀛岛国就那么巴掌大一块地方，本身也没多少地方可以开垦，明治维新搞资本主义后，又是开厂，又是修路，哪有那么多地方可供农民再去耕种。

粮食很重要，机器再好也不能当饭吃。这是很朴素也很唯物的道理。要养活这么多人口，如果不想实行计划生育，就只能忽悠农民们“闯关东”，到东北去找良田了。

但是关东，并不是那么好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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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以后，先是发现没人肯租给他们房子住。

这也就算了，实在不行，自己寻找材料，临时搭一个也行。反正东北有的是盖房子的木料。

但是他们很快发现，事情并没有想像的那么简单。

住是住下来了，但是没有良田。

日本政府有一点没说错，东北土地的确很多，漫山遍野到处都是。

问题是好土地早就有了主人。

除了原住民，那些从中原内地来“闯关东”的汉人早就提前一步，成了剩余良田的主人。

谁也不是傻瓜蛋，难道千里迢迢赶来分田分地，为的就是这些连猪都不愿啃的破地烂地？

日本农民（或者朝鲜农民）对此相当气愤。可是人微言轻，又没法找忽悠他们的政府算帐，两手空空地回去也不甘心，只能把一股无名之火统统撒在和他们一样勤恳劳作却一贫如洗的东北农民身上。

矛盾就这样产生了，并逐渐发展为民间冲突。

冲突一起，处于尴尬之中的日本政府反而为之精神一振。

他们意识到，转移视线和卸罪于人的机会到了。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冲突事件中，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万宝山事件”。

说起来，万宝山并不靠近满洲铁路，跟日本人的管辖范围横竖不搭界。这里属于吉林省长春县境内，完全由中国政府自主管辖。

事情从长春县的县长郝永德开始。

县长，也就是古之县令，常被称做七品芝麻官。其实权限大得很，在他那一亩三分地里，就是当之无愧的土皇帝。

有意思的是，这位郝县长还兼着农稻田公司经理一职，属于典型的官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