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从会场一出来就犯了“病”。

他不想再留在南京，可是又舍不得刚拿到手的乌纱帽，便把他视为直系亲信的鹿钟麟喊到南京，意思是让小鹿给他代理一下军政部，他也好借故溜号。

这个鹿钟麟脑子还算好使，连忙提醒老长官，自己身上正兼着军政部常务次长一职，而按照国民政府的规定，次长是不能代理部务的。

老冯没办法，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一边的“内政部长”阎老西也坐立不安。跟老冯一样，地方军队那都是他的私产，谁要上去动根手指头，他的心尖尖都要往上跳两跳，更甭说大规模裁军了。

可自己怎么说也是出过国喝过洋墨水的人，又是当年的老同盟会员，要他跟“老兵痞”冯玉祥学，厚着脸皮装病还真是做不出来。好在办法总比困难多，软磨硬泡下，终于从老蒋那里要到了一个出差的名额，脚底抹油——提前开溜了。

老冯的“病”更重了。

(43)

一边烧炭取暖，身上盖了两层厚被，还是“冷”得直打哆嗦，另一边却又满头满脸全是汗，烧得嘴里胡话一串接一串。

没办法，阎老西不讲义气地先跑了，连累剩下的人不得不大幅度提高表演难度。

你别说，没点功夫底子，还真撑不下去。

虽然老冯装病早有前科，但这回由于演得过于出神入化，大家也不由得不信。

终于有一天，人们发现：“病人”不见了。

此时的老冯已哼着小曲，坐着事先预备好的铁甲车，回到了自己的西北军地盘。

再见了盟兄，我反正是不会裁的，你留着“自裁”吧。

正在为筹备会议忙并快乐着的老蒋得知真相，气得目瞪口呆——老冯装病的时候，他还特地带着老婆去慰问过呢。

这下好了，上次还是三缺一（善后会议），这次可是二缺二，一桌布置好的麻将注定凑不齐了。

一个“团结的、胜利的”编遣会议就此成了镜花水月。

按照原来的编遣方案，蒋、冯、阎、李拟依顺序编为四个集团军，全国陆军缩编至50个师，80万人（东北除外）。现在中间冯阎的第二、第三集团军都放了鸽子，只剩下了一头一尾的第一、四集团军。

编遣还要继续，要不然又要被旁人看笑话了。

说起来，老蒋和老李这两个集团军总把头的“交情”也不浅。老蒋最早换贴的把兄弟就是老李，两人结拜的时候，冯弟弟和张弟弟（张学良）还不知在哪里消遣呢。

这次要不是李宗仁很义气地留了下来，编遣会议老蒋就真的只能唱独角戏了。

老李在裁军问题上也没含糊，条件是必须和老蒋一起进行，同步裁撤。

老李不像冯阎二位，他有个忠心耿耿且能独当一面的合作伙伴——“小诸葛”白崇禧帮他看家，所以乐得在南京当他的军事参议院院长。同时，桂军和蒋军在兵力上其实差不多，大家一齐动刀子，老李认为自己还奉陪得起。

编遣完了，却轮到老蒋不够爷们了。

此时，两湖（湖南湖北）均为桂系势力范围。但时任湖南省主席的鲁涤平是老蒋的人，老蒋私下塞了很多军火给鲁主席。

事情要做得秘密一点也就算了，偏偏被另一个好事分子何键发现了。湖南省主席这个位置，何键也早就盯着了，一听到这个消息，他立马亲自赶到武汉，把事情一五一十告诉了李宗仁，并且向他暗示老蒋此举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老李得知内情，果然把眼睛都瞪圆了：我身为两湖长官，如果中央要发军火给湖南，也得先过我这一关。现在什么意思，不把我放在眼里也就罢了，还想朝我背后开黑枪？

这时又有几个老部下来告状，说老蒋真不地道，竟然派人过来拉拢他们，被他们拒绝了。

明白了，老蒋的“司马昭之心”就是要砸我的场子。

(44)

李宗仁立即以两湖长官的名义，作出决议，摘去鲁涤平的乌纱帽。

鲁主席不干，并且赖着不走，说的话也很硬气：要免我容易，但你得先拿中央的红头文件出来。

潜台词是：我是老蒋的人，我怕谁。

李宗仁没有红头文件，但他有的是枪。在枪口的威慑下，鲁绦平只好灰溜溜地走人。

这就是所谓的“武汉事变”。

事变一起，老蒋马上跳了起来，暗斗既然显形，那就明斗吧，反正搞的就是你。

朋友是拿来玩的，兄弟是用来卖的，老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验证了这个江湖流言的真实性。

第一集团军集中兵力向武汉进攻。

蒋桂战争一触即发。

由于根出同门，老蒋对这些内战对手的软肋究竟在哪里，历来是搞得很清楚的。在对付他们的招数上也可谓是炉火纯青，早已修炼得像个千年老妖了。

桂系能在江湖中自成一派，完全倚仗李白双剑合壁。

现在要废掉桂系，就必须要先破双剑。

就在南京政府发出讨桂令的同时，老蒋对“小诸葛”白崇禧使了一着杀手锏。

在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思想的指导下，他拨出巨款，由唐生智带着，去挖了“小诸葛”的墙角。

白崇禧统率的部队原本就是唐生智旧部，现在老领导回来了，还给大家伙发了奖金，自然都欢喜雀跃，马上就造了白崇禧的反。

见势头不对，“小诸葛”也没了计策，只好赶紧化装跑路。

现在桂系双剑，只剩下老李这一把剑在支撑了。

不过老蒋还是没能占到多大便宜。因为双方实力本就相当。老蒋虽然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但桂系的第四集团军也并不好惹，像只老牯牛一样，死顶在武汉，就是不退。

这时形势对双方而言都非常微妙。老蒋和老李都很担心，特别担心一个人——

西北军的冯玉祥。

论兵力，老冯比上面这两位还要多。事实上，在蒋、冯、阎、李这四位老兄的麻将桌上，老冯手里握的牌一直是最硬邦的，要不然编遣会议老蒋也不会紧盯着他不放了。对于这场互殴，他的态度如何，会不会参加进来，参加了又跟谁联手，将会成为这场胜负局的关键。

那些天，老冯家的门槛都快被说客们给踏破了。

一般而言，老冯对看别人打架是有些特别兴趣的。

别人光看不出手，他是看过之后再出手。老冯最得意的一招，就是等你们双方都打得精疲力竭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上来插上一脚。

轻轻松松，还赚足便宜，最后大家都得跪下来求他。所谓鱼与熊掌可皆得也。以前直奉大战的时候，以老谋深算著称的吴佩孚、张作霖都没少吃他的亏。

说真正精明，还得看人家老冯。

但冯玉祥很快就会发现，这个世上比他更精明更会玩的还大有人在。

(45)

因为这个原因，他终于阴沟里翻船，栽了。

据说老蒋本人的生活并非如外界想像的那样奢侈无度，基本还保留着当兵时的传统，平时遵守“三不”主义：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娱乐方式不是唱卡拉OK，而是散步和写日记。

就连喝水也只肯喝白开水，茶叶都不带放的。

但是他舍得大把往外掏银子。

桂系也知道老冯不见好处不撒鹰，大洋也没少给，但在这方面，老蒋一向表现得更有气势：一出手就是银元200万！

我翻了一下资料，当时的一块银元大致相当于现在的60元人民币，200万银元也就是1000多万人民币。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物价不高，一块银元就能在北京的菜馆里吃上一顿不错的涮羊肉了。有了这些钱，老冯那些日子过得苦巴巴的西北军士兵上馆子都没问题了。

这只是小意思。因为后面还有一张更大的支票：委任冯玉祥为行政院院长（转正了），并担任湘鄂两省的省主席。

而老冯需要为此付出的代价只是：通电声讨桂系，出兵湖北。

通电声讨很容易，反正今天不是你打我，就是明天我打你，发个电报彼此骂两句，大家都不会很介意，以后见面也不尴尬。

出兵湖北更不在话下。又没有规定出兵时间，什么时候出还不是自己说了算。老冯的心思是，我肯定要出兵，不过是等你们都打完了，我出兵接收武汉。

这么好的条件，对于算细帐已经有了狂热癖好的老冯来说，不答应就是一个标准的笨蛋了。

可惜他不知道，老蒋就是那个传说中喜欢开空头支票的人，而且他虽然撒银子就跟撒传单一样大方，但大方的原因是他总能在撒银子的过程中，得到比撒出来的银子多得多的好处。

老冯不知道，所以他吃了苦头，很大的苦头。

一开始，他并没急着表态。

老冯虽然算不上什么城府很深的老狐狸，不过在“看人打架、从中渔利”方面写两本经验之谈的专著绝对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双方不打到头破血流，哭爹喊娘的地步，咱老冯是绝不会轻易出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