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厅”事件发生时，离“东北易帜”仅仅两周不到。

传闻，出事前，有人曾给杨宇霆卜了一卦，卦语云：杂乱无章，扬长而去。杨不解，此人谓天机不可泄露，只透露此卦语不祥，要他多加小心。未几，果死于非命。

民间遂盛传：“炸烂吴(俊生)张(作霖)，杨(宇霆)常(荫槐)而去。”言鸟尽弓藏之意也。

全国统一，南京国民政府意气风发，在外交上也想有所作为。

从清末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就理解了一句话的深刻含义。

那就是：弱国无外交。

弱国虽无外交，但弱国却从不缺少最好的外交官。这就好象孱弱的国足一样，球队既然进攻乏力，就只能依靠优秀的守门员帮忙，争取让别人少进两只球了。

王正廷，美国耶鲁大学硕士生，专业为法律，时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长。

当年的巴黎和会，王正廷是见证者之一。

那时候他还是四十岁不到的小字辈，是中国五人代表团中的南方代表。在出席和会时，忽然接到通知，日本率先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

事出突然，中国代表团手忙脚乱，经过紧急磋商，决定由北方代表的顾维钧临时代替王正廷出席会议进行答辩。

与王正廷一样，顾维钧也是一个“海龟”，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学位，他的美国老师曾经担任过美国助理国务卿。

顾维钧临危受命，在凡尔赛宫雄辩滔滔，口若悬河，愣把日本代表说得没了脾气。

这是一个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的祖国成功正名。被称为“外交奇才”的顾维钧自此一举成名

作为南方代表，王正廷原本与北方代表顾维钧是不和的，双方在出席和会的顺序上也暗地里你争我夺。

但是这一刻，他叹服了。

他终于体会到了一个中国外交官的真正价值所在。

然而，弱国无外交的铁律终究是难以打破的。日本见说不过中国人，马上当着大家的面撒了一回娇，声称要退出和会。几个大国一商量，反正得罪谁都是得罪，柿子捡软的捏，那就牺牲一把弱国的利益吧。

中国代表纵然使尽浑身解数，面对的仍然是“必须无条件接受日本提议”的黑暗现实。他们只好愤然拒签。

中国可以说“不”，清末以来，这是第一次。

对于外交官王正廷来说，巴黎和会既是耻辱，也是光荣。

他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担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以后，王正廷提出了一个标志性的外交政策，即革命外交。

所谓革命外交，就是要逐步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列强在华特权。

国民政府主席、实力派人物蒋介石对此表示支持。

忘了说一句，王部长是浙江奉化人，他和老蒋是近得不能再近的老乡，而老蒋素来对自己的同乡是照顾有加的。

革命外交听起来不错，但实际交涉时困难重重。

原来的条约再不平等，那也是当年白纸黑字写下来，双方认可的。现在新建了政府，重搭个棚子，眼睛一闭就打算不认帐了，哪有这么容易的事。何况所谓列强，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还想着从你身上再找点什么回来呢。

想反攻倒算？门都没有。

王正廷只好逐个磨叽。先跟日本谈判，谈“济南事件”的道歉、赔偿、惩凶问题（这个应该算是秋后算帐），没想到日本人倒打一耙，猴急白脸地认为自己受到的损失还要大，要赔钱也得是中方赔给它。双方争吵不休，最好只好搁置争议，留待“实地调查”后再论是非，实际上是不了了之了。

接着又跟美、英、法、德这些欧美国家谈。人西方绅士到底不一样，素质比东瀛的黄皮猴子高多了，又见中国统一后比较难搞，所以态度上也诚恳了许多。各国同中国逐一订立“新关税条约”，历史上第一次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日本最初表示强烈反对，无奈西方人都认了，后来也只好随大流。

革命外交算是旗开得胜。

总的说来，事情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爱国不分先后。大好形势之下，谁的头脑都可能发热，其中自然包括年青气盛的少帅张学良。

眼下，虽然“内患”已除，但东北铁路和日苏占领的问题还悬而未决。

杨宇霆的办法当然不能再用（斯人既倒，思想自然也要批倒批臭）。堂堂东北军，号称全国地方军中最强的部队，现在又加上中央和老蒋的支持，该硬的时候要硬，不该硬的时候也要硬，去玩什么虚头滑脑的忽悠。

况且东北的这个列强是不用谈的，只能来硬的。

这就是“北极熊”俄国，现在叫苏联，老蒋称它为“红色帝国”。

不用谈的意思，是因为两国当时已经闹得很僵。

国共分裂后，莫斯科作为国际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自然成了老蒋的眼中钉。早在1927年底，南京国民政府就发布“绝俄令”，宣布撤销对苏联领事的承认，并封闭苏联在华商业机构。

按照革命外交的精神，对日苏两个红白帝国（白帝国是指日本）在东北的不平等权益，中国政府都是迟早要收回的。正所谓拿了我的要还回来，吃了我的要吐出来。但之所以先拿苏联开刀，除了用张学良的话说，当时是激于爱国热情，“很想施展一下子”外，与东北方面对于自己对手实力的研判有很重要的关系。

杨宇霆死后，张学良基本靠周围的年轻“谋士”们帮他出谋划策。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是自称的“俄国通”，他们认为苏联内部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外部又受到欧美各国的普遍敌视和围剿，共产党政权早已朝不保夕，成风雨飘摇之势。如果此时发难，苏联必自顾不暇，东北可将中东铁路主权一举收回。同时由于苏联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其它列强也只会作壁上观，不会引起太多的干涉。

从俄罗斯境内逃出的白俄（原沙皇政府残余）也验证了这一说法。

更不用说翻翻历史，早在日俄战争时期，俄国人就没干得过日本人，是后者的手下败将。

这给了张学良和东北当局一个深刻印象：苏联人比较容易对付。

按照柿子专捡软的捏原理，既然跟日本人斗尚无把握，不妨先拿苏俄试一下身手。

张学良决定去一趟北平（二次北伐后北京已易名北平），最后再跟自己的盟哥哥商量商量，听听他老兄的意见。

此时的蒋介石正处于自信心爆棚的阶段。这半年来，仿佛是敬香拜对了菩萨，做什么事都顺。

(42)

对外，通过革命外交的方式，拿到了关税自主权，不仅表明各国列强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承认，而且一下子树立了中央的形象。

对内，也没闲着，先跟老李打，再和老冯斗，忙得不亦乐乎。

那个绝顶聪明的东北人杨宇霆不是曾经说过吗：他们这帮人迟早是要自己打起来的。

果然。

缘起于老蒋的另一个盟弟弟老冯的再次“生病”（蒋介石和冯玉祥早在北伐时就是结拜兄弟）。

一说老冯生病，你会不会问：这回是不是又——装了？

没错，说对了。

经过上次的经验，老冯发现，装病这招真的很灵。

当然，老冯每次“生病”也都是有“病因”的。这次的“病因”是因为中央要开会裁军了。

全国统一，老蒋提出来要整军理财，化兵为工。

不排除老蒋的私心自用，当然是要削弱地方，排除异己，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但当时军费过于宠大，国家财政早已入不敷出确实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东北易帜”前，全国部队总数已达到两百多万。这些人职业就是打仗，平时自然什么都不能干，吃喝拉撒买枪购炮都得国家掏腰包，结果弄得军费连年超支，中央和地方财政早就吃不消了。

现在统一了，得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哪能还养这么多丘八，所以得裁减军队，至少把军队数量控制在各省税收的百分之四十以内。

这个理由非常正当，没人能公开表示反对。

当着老蒋的面，老李、老冯、阎老西都表示没意见。

没意见就好，下面就准备开全国编遣会议，动真格的了。

为了让同志们放下包袱，安心开好这个会，老蒋还颇动了番脑筋。

编遣会议召开前，特委任冯玉祥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

干部可不是白当的，等于说这样就要“长期驻京任职”了。老蒋的意思很清楚：知道你们一听裁军就不爽，现在当干部了，必须提高觉悟和自觉性，编遣会议不开完，一个也不能走。

老蒋自任编遣委员会委员长。预备会议讨论裁军计划时，他第一个站出来“以身作则”——却是提议先拿自己的冯弟弟开刀。

老冯一听可就急坏了：你就缺德吧你。分好东西时没考虑我，怎么遇到这种倒霉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