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走很容易。问题是东北这份基业怎么办，毕竟自己也没少在上面出力流汗。更何况，老领导生前待自己不薄（当年张作霖的私人印章都是交他保管的），作为托孤老臣，把皇子扶上马，再送上一程，也是绝对应该的。

于是老杨就回来了，而且从此打定主意，再也不走了。

不走也有不走的理由，总参议、委员虽然没得干（那个什么黑龙江省军务督办就别提了），但老杨还有一个职务没免，他做总参议那会，还兼任着东三省兵工厂督办。因为没人注意，所以到现在这个职务还在那里挂着。

老杨不走，小张就急了。

组织干部处的同志是干什么吃的，怎么不知道发任免通知时把兼职也给一并免掉。现在麻烦了。大家都盯着呢，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以前集体当顾问，来个以年龄划界一刀切，大家都没话可说。事到如今，你要再把老杨的这个督办职务拿掉，那就是针对个人了，打击报复、赶尽杀绝的痕迹也太明显了。

小张只好亲自找老杨谈心做工作。

出国旅游吧，考察考察，散散心。请放心，完全公费，不要个人掏一个子的腰包。

这么好的条件，要是落在咱小民头上，没准乐得道都走不动了。公费旅游，还是出国，那是最高福利待遇啊。

打住，这是民国！

如果多关注一下民国史，你就会发现，公费旅游其实是政客们常用的一种招数。大致相当于北宋年间的杯酒释兵权。后来老蒋更是热衷此道，张学良、杨虎城这些人都架不住他的“劝说”，到国外溜了一圈又圈。

把地盘让出来，把队伍交出来，从“司令”变成平民，代价就是一趟出国旅游，换了你，你干？

杨宇霆不是“司令”，可他也不干。忽悠谁呢？老夫哪里也不去，就抽条板凳坐在这里看你办事，办得好也就罢了，办得不好还得倚老卖老说你两句。

小张头大了，意识到找麻烦的来了。

麻烦果然说来就来。听说张学良可能要搞“东北易帜”，老杨马上就火冒三丈。

恐吓的那一套对他不起作用。

谁能保卫东北？我能！

前面说过，杨宇霆是个军政全能的人。他和奉军悍将郭松龄相比，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点是两人在军事指挥和部队训练上都有一套。不同点在于，郭为人过于刚直，年纪不小，却还像个愣头青那样容易冲动，被别人一吹风就自觉自愿给人当枪使，结果什么事都没办成，自己死得很惨不算（“枪击，曝尸三日”），还差点连累了张同学和“讲武系”的其他师生。

同样是战绩等身的大将，杨宇霆则表现得能屈能伸，很懂权变之道，这种“讲政治”的风格在张作霖生前是最受欣赏的。

话说当年辫子军领袖张勋邀请奉军将领开会，杨宇霆和郭松龄都去了。会前议程没透风，开着开着张勋却说到搞复辟的那档子事上去了。杨郭都是见过世面的人，留辫子搞复辟对他们来说如同让死人还魂。

但两人临场表现却大相径庭：郭松龄马上起身退出，扬长而去。杨宇霆却坚持留下来，继续听姓张的在上面胡言乱语。因为他认为，听你讲是一嘛事，我是不是要跟着你做，那是另外一码事。彼此都留个面子，以后才好做事。

张作霖对杨宇霆此举颇为赞赏，认为有大局观，而对小郭的表现，只用了四个字形容：书生之见！

杨宇霆不仅是将才，还是帅才。

事实上，对奉军退守关外，杨宇霆一开始就不同意。倒不是他认为一定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也不是跟郭鬼子那样一根筋，非得跟四路北伐联军在关内死磕，而是他很懂战争之外的政治哲学。

老话说得好：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北伐的那所谓四巨头，又不是真的亲兄弟，虽然都声称是为信仰三民主义而战，现实生活中却都是奔着自己利益而来的。

照杨宇霆看来，北伐军看似凶猛，其实是个容易散伙的团队。奉军强悍时，不得不卖点力气，等到眼看着奉军不行了，自己抢地盘还来不及，根本不可能全力以赴来打奉军，说不定哥几个自己闹起来，倒反而要找奉军帮忙呢（后来果然言中了）。

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奉军不仅不需退回关外，甚至可以利用矛盾，达到合纵连横、各个击破的目的。

现在奉军不仅全师退守，连东北旗子都要换成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了，等于人家还没动手，自己已乖乖缴械。你说老杨能不窝一肚子火吗。

杨宇霆的实际想法是，联合南京政府对抗日本。不过他所谓的“联合”并不是指直接“归顺”（在他看来，易帜就是归顺），而是一种有进有退、软硬结合的策略性“联合”。

应该说，杨宇霆的这种想法体现了他一贯的对外策略，其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他对易帜的反对，则主要是出于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要为老主子守住江山（别忘了老杨还是旧社会秀才出身）。

但这种玩跷跷板式的政治谋略，对张学良来说，技巧性要求太高了，他很难接受和认同。

同一时间，田中内阁也在担惊受怕。

搞完皇姑屯事件后，关东军就一边歇着去了，擦屁股还得内阁来。

得知南京方面正在跟张学良秘密接触，田中那是真着急。他很清楚，东北如果真的和南京实现统一，打交道的对象就变成了中央政府，要想再在满蒙攫取特殊的“帝国权益”就真的变成画饼充饥了。

毫无疑问，日本一直是企图阻止张学良“易帜”的最大外部障碍。

关于“东北易帜”，张学良在内心里其实早已和南京政府达成了共识。但是这个世上谁也不比谁傻多少，既然是谈合作，该提的条件一个也不能少。

在所提的各种条件里面，他特别强调两点，即北伐军（国民革命军）不得进入东北以及把热河划归自己的辖区。

要谈交易，老蒋的经济头脑也不差，马上提出来：我既不能进入东北，你奉军也必须先出关。

谈妥之后，双方初定易帜日期为7月底。

到了7月底，老蒋一看，东北挂的旗还是五色的。张学良给出的说法是，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发出了警告，所以易帜得暂缓。

张学良说要暂缓，蒋介石可等不了。他马上派出南京政府驻日公使，对日本政府提出抗议，抗议他们干涉中国内政：我们自己人挂个旗而已，怪你鸟事。

他声称，如果南京和东北和不了，北伐军（国民革命军）铁定出关。

老蒋可不是什么不谙世事的小年青，他有的是手段，立即下令对热河发动进攻。

进攻热河没有什么顾虑。因为日本眼下只能关注一个东北，在热河方面，一时还插不上手。老蒋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做给你张学良看的，要是不赶快给我易帜，热河你也别想要了。

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小张无奈之下，只好用上了一哭二闹三上吊的绝招，致电蒋介石，说你们这么逼我，我左右为难，好象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弟现在实处两难，不易帜无以对我兄，无以对全国；易帜则祸乱立生，无以对三省父老。”）。

既然如此，干脆，辞职了算逑。

这下子轮到老蒋不适应了，第二天就回了电，意思就一个：不准辞职。至于易帜，可以再从长计议。

继续会谈。老蒋停止进攻热河，易帜时间也再次定为8月初。

但是到了8月份，又搞不定了。原因是日本田中内阁向张学良派出了特使，阻止“东北易帜”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

与之相配合的是，关东军也在同一时段举行了大演习。

张学良只好临时决定东三省易帜再缓三个月，并通报蒋介石。

再拖下去，老蒋的胡子估计都要拖白了。他决定去找外援。

这时，随着一北一南两个中国政府合二为一，英美两国对中国的态度也趋于明朗化。他们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满州是中国领土，对南京政府统一东三省的举动也表示支持。

日本人嫌贫爱富的思想根深蒂固，它在亚州可以耻高气扬，但在西洋鬼子面前，甚至比中国人还自卑。

现在，英美做了带头示范，日本人的思想不通也得通了。

其实说白了，大家都是想到中国去摘桃的，现在洋老大走在了前面，眼看不跟着干或者晚干了就会吃亏，所以赶紧改变对华策略才最为要紧。

于是田中内阁开始采取所谓务实主义，即在能保住“满蒙权益”的条件下，可以默认东北易帜（“东北易帜事，只要维持日本在满蒙既得权，即不反对”）。

不仅默认了，田中内阁连态度都软了下来，表示希望能跟南京政府会谈，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

这就是统一的好处。

日本人都不反对了，老蒋认为“东北易帜”已经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这下小张你总不该推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