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的亚马谢通过某种微妙的平衡关系维持住了自己的权力、抑制了祭司集团的势力，并且为自己所用，是非常成功的。问题是，随着振兴之战的胜利，人民对于耶和华信仰的信心坚定与热情程度都与日俱增。这就造成祭司集团社会地位与权威难以抑制的上升。我们知道，根据摩西律法，犹太人的祭司必须是出自利未人家族，而且世世代代都是如此。君主无论出自什么支派，除非是利未人，也都不能担当大祭司甚至祭司。这样，就有效地将行政与神权分裂开来。由于利未人不享有产业、没有土地分配，这就使得这个支派不太可能强大到产生一位君王。而在祭司之外则有一些大小先知——这些人作为神的代言人，游离于统治结构之外，但却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这样，祭司、先知、君王，形成了三权分立的社会上层结构。其中任何一方过分强大都不是好事。而在这几方的不断博弈中，理论上受益最大的是百姓。
权势盈天的亚马谢急需迅速打击和控制祭司集团的势力。无论是出于无奈还是自愿，亚马谢选择了他父亲当年的做法——引入异教。他亲自供奉从以东人那里缴获的神像。一方面分散百姓的信仰目标，另一方面向以东人宣示自己才是以东人神的指定人。这一招显然激怒了祭司集团，但是在亚马谢的权力和武力巨大面前，祭司们不得不采取隐忍不发的态度。
国内的民心不稳、祭司反对，亚马谢想必是十分清楚的。否则他也不会在一场大战之后不久就迅速卷入新的战争——战以立威可以算是唯一说得通的解释。
大战胜利之后，大约在公元前790年左右，一场新的战争在南北两国之间展开。在对以东作战胜利之后不久，亚马谢的宣战使节就到了北国都城撒玛利亚。
由于对以东的战争胜利，亚马谢有充分的自信心打赢对北国的战争，甚至可能一举统一整个民族、复兴大卫和所罗门的功业！更何况北国军队趁着犹大一方对外战争，在南国烧杀破坏一番，早就引发了百姓的愤怒——同仇敌忾难道不是“人和”的关键么。
北国王约阿施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挑战（几乎使我们怀疑他是不是早有预谋）。交恶后，北方军队迅速突破边境，主力以极快的速度推进到距离耶路撒冷以西24公里的伯示麦。两军在此展开决战。
与犹大军队相比，北国以色列的军队更加强悍，战斗力更强。又是在敌方境内作战，打起来更加无所顾忌。反观犹大人，情况就不大一样：地处本国，作战的时候顾虑甚多，再加上刚刚打过大战，民生疲惫、士气并不高昂，从而直接导致了整个战争在攻坚胶着状态下的发展方向。决战中并没有发生大规模屠杀的事情，但是在争斗最残酷的时候，身处家门的犹大人，纷纷脱离战场各自逃散了。战争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亚马谢在自家门口被俘，北国军队大获全胜。
屈辱的亚马谢不得不带领北国军队进入了自己的都城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北国以色列的士兵拆毁了城墙，砸开了府库。南国君王多少代人的财产积累被掠夺一空。北国大军进入所罗门的王宫，也看到了他们眼里恢弘至极的圣殿。对于财富的贪婪冲破了他们民族荣誉和宗教禁忌的最后底线。于是，拿刀动枪的武士冲入王宫与圣殿，进行大肆掠夺。
南国犹大人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土被践踏、财富被掠夺、圣殿被玷污——因为他们已经臣服，从亚马谢的态度来看，犹大人此时的身份实际上是附庸国。北国以色列人带走了亚马谢家族的王子作为人质，而放掉了这位大失颜面的国王。
此后，亚马谢的日子过得很不顺。身为附庸的亚马谢受到本国人的唾弃和北国约阿施国王的庇护。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心高气傲的南国犹大人虽然自以为正统，却不得不承受自己的国王由于一门心思想要中兴国家的愚蠢举动带来的后果，人民的愤怒可想而知。而作为胜利者的附庸，亚马谢纵有雄心壮志，也不得不接受北国国王的庇佑，否则他在耶路撒冷一天都呆不下去。
自从战败以后，亚马谢的名誉与威信几乎降到了最低点，他从一个民族英雄一夜之间变成了敌国的傀儡和压榨本国人民的内奸。国内的反对势力从此没有停止活动，亚马谢的日子随时都在风雨飘摇中度过。
公元前784年，北国约阿施国王去世，亚马谢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反叛发生在耶路撒冷，亚马谢的朝廷根本无力组织起一支有力的平叛队伍——事实上也没有什么人愿意为这位令他们寒心的国王卖命作战。无奈之际，亚马谢逃到伯示麦附近的拉吉，据守抵抗叛军——当然，说这是迁都也可以。
这场叛乱前后持续了大约15年，最终以亚马谢的失败告终。公元前769年，众叛亲离的亚马谢被杀害。人们把他的尸体带回耶路撒冷列祖坟墓中安葬——带着中兴家国的梦想与辉煌破碎的遗憾，属于亚马谢的一页被历史的长河慢慢地、却又无可奈何地翻过。
当我们将目光从战火纷飞的迦南土地上暂时移开，眺望并不遥远的大海，在流淌着神话与梦想的爱琴海边，一个伟大的传奇时代正在来临。蓝色的爱琴文明如同一个襁褓中的婴儿，终于慢慢地、却又坚定有力地从原有的弱小躯壳中生长发育，直到长成一个伟岸高大的男子汉，他的声音必将震撼世界。而这伟大变化的象征正是开端于公元前770年代——公元前776年，全希腊城邦举行了首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公元前770年 希腊人在意大利伊什亚岛上的皮特库建立起第一块殖民地。希腊的崛起已经不可逆转。
公元前771年，遥远的东方发生了一件大事：西方的犬戎攻入西周都城镐京，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阳建都，史称东周，春秋时代开始。从此在这个东亚的神秘土地上，百家争鸣、思想解放的号角被吹起，中华祖先经历了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此后大约500多年，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血雨腥风中伴随着深思与探索，中华民族悠远深长而又不乏豪迈与刚强的民族属性逐步形成。
可见，公元前770年代前后的这段时间，是人类历史的重要转折点。而对于此后的5、6百年，我们甚至会向往于那个英雄辈出、思想活跃的时代——鲜血与烈火、理智与疯狂铸就了那个充满传奇的燃情岁月。
亚马谢死了，他的儿子乌西亚正式登基为王，时间大约是公元前768年。说乌西亚“正式”登基，是因为他在此前已经作为辅政身份与父亲联合执政了25年。因此事实上，乌西亚登上权力宝座的时间大约应该是公元前792年。被选中的时候，乌西亚16岁，正式登基的时候他已经是41岁的壮盛之年。有道是“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作为一个早早进入统治核心、经历了前朝由衰及盛又迅速由盛转衰的国王，乌西亚积累了太多的经验和心得，如今无论是蓄势已久也好、无可奈何也罢，他必须要独力施展拳脚，完成中兴家国的重任了。
如今，南国犹大的状况不但危机而且十分尴尬。自从父亲亚马谢在位被北国打败之后，耶路撒冷的城墙便遭到损毁。根据古代中东的传统习惯，失败一方要拆毁都城的一段，胜利一方驾驶战车从城墙的损毁处穿过、进入城市，宣示对这座城市的占领。因此，当约阿施国王驾战车穿越耶京城墙破口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名义上成为南国犹大的宗主国，约阿施成为了这座圣城的主人。
作为宗主国，除了享有附庸国的尊号与供奉之外，还要保证后者的安全与稳定——否则这种所谓的宗主关系就是名存实亡了。亚马谢对北国的约阿施国王卑躬屈膝的时候虽然满怀怨恨，但是当对方在世的时候，他的国家稳定与王室安全确实也得到了维护和保障。然而当公元前784年约阿施去世之后，情况却开始不同了。
公元前785年，北国耶罗波安二世继位。南北两位国王共同面临这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此刻，地中海沿岸的旧有势力全部在走向衰败，两河流域的传统强国正在走下坡路，埃及这个传统意义上的大国还没有摆脱分裂与内战。这样一来，迦南地区的南北二国面临的压力顿时大大减弱。对于耶罗波安二世来说，北面最大的敌人已经不是被亚述人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亚兰，而正是一直隔着亚兰对自己挥刀动枪的亚述。但是，耶罗波安二世很幸运，在他登基的时候，公元前785年到公元前746年这段时间，亚述三位弱势国王当政，帝国处于比较衰落的时期，对外征伐甚少，给与耶罗波安二世以喘息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