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过，非利士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使用冶铁技术的民族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大规模使用铁质盔甲、兵器的民族。非利士人地处高原、平原和草原之间，由于是使用重装部队，他们的战争基本上都是在平原上展开的。在长期的生活生产与使用中，他们发现当平原地带电闪雷鸣的时候，手持长矛、头顶盔甲或者驱赶铁质战车的战士，被雷电击中丧命的可能性非常大。尤其是在交战之时，即使是近在咫尺，装备低劣无盔无甲的其他战士会幸免，而盔甲罩身的非利士武士却可能被雷电一下子劈死。这一点根据现代科学容易解释，而非利士人在彼时却难以充分理解。即便如此，这个现象他们应当还是有充分认识的——凡是利弊相随，也许这就是非利士铁甲精兵与那些褴褛之众相比的短处吧。虽然仅仅是一点点缺憾，但却足以在米斯巴城下上演富有戏剧性的一幕。
电光火石之间，攻守突换。非利士人谁也不愿成为引雷柱，纷纷脱盔解甲，弃车步行。现在他们不用担心雷电，但却发现自己与以色列人相比已经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了！因为装备超强，非利士人出击从来不用很大规模的部队，而是充分利用了自身的优势和风驰电掣的战车。也正是因此，当他们放弃这些会至自己死命的装备的时候而面对衣衫褴褛的抵抗者的时候，人数上的劣势凸现出来。现在，非利士人只有一条路可走：逃跑！
这是一场连锁反应一般的追逐与溃逃。以色列全境都起来造反战斗了。现在，已经不仅仅是雷电的问题，即使再有铁甲雄师，面对如同汪洋大海一般的抵抗浪潮，非利士人也是难以施展了！
民族解放战争的号角一旦吹响，就没有人能够阻挡。星星之火迅速引发燎原之势。装备先进的非利士人被手拿棍棒、石块的农夫、牧羊人和手工艺工匠组成的衣衫褴褛的大军打败，纷纷后退。
非利士人终于退回到他们的固有疆界。为了更好地牵制非利士人，以色列人进一步与亚摩利人建立同盟关系。两个弱小民族携起手来，与非利士人保持了多年敌对的均势关系。
撒母耳是一位伟大的士师和祭司，也是以色列人历史上一位了不起的领袖。直到如今，无论彼此矛盾如何，撒母耳的形象在犹太人、阿拉伯人心目中都一样正直高尚。
我们在前面说过，撒母耳在位时的活动区域在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和拉玛（撒母耳的家乡）。主要还是集中在迦南的中部心脏区域。米斯巴之战胜利的那一年，撒母耳刚好40岁，正是春秋正盛的时候。当他率领以色列人解放大部分被非利士人占领的土地、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疆域的安全之后，撒母耳的声望如日中天。撒母耳第一次真正地把以色列人团结起来，而与其他各位士师不同的是，撒母耳召集以色列大众所高举的并非自己的旗号、自身的影响力，甚至凭靠的不是自己的超能力。众所周知，从很小的时候，撒母耳就是一位先知，作为一个终生的拿细而人和祭司，撒母耳深知自己的号召力与人们眼中的神圣性来自于何处。于是在他身为领袖的几十年中，撒母耳一直是在充当一个圣训的教导者和信仰回归的呼唤者。
到撒母耳60岁的时候，依照惯例，他需要指派自己的接班人了。在自己的孩子面前，世界上最圣明的君王和领袖也难免被慈爱蒙上眼睛。撒母耳指派的接班人正视自己的两个儿子：约耳和亚比亚。这两个儿子的驻地为迦南南部的别是巴，而撒母耳自己则长年驻扎在自己的故乡拉玛。别是巴坐落在希伯伦西南45公里左右，是一座古老的圣城。最早亚伯拉罕与以撒挖井即在此处。别是巴处于以色列人的南部疆界，属于边境重镇，派驻两个儿子在这里，充分说明撒母耳对他们寄予的厚望，也是守边御敌、保护民众的必须之举。以后，撒母耳的两个儿子更分别在伯特利和别是巴行使权力，从而形成了撒母耳一家势力的全面覆盖。
撒母耳的想法不能说不好，其人也不能说不纯正。但是与他的前任、老祭司以利类似，撒母耳的两个儿子——未来的接班人实在是不怎么样。与以利的儿子一样，他们凭借自己崇高的地位贪赃枉法、巧取豪夺，弄得百姓怨声载道。
事实上，从撒母耳之前很久的基甸时代，以色列人社会中就在逐步形成一种贵族制度。也就是说，在士师或者祭司接受并承认上帝为以色列人的共同元首之后，人民领袖往往是在依靠自己的子嗣亲人承担各级管理和辅助工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因为作为士师来说，他们既不能向百姓收税，又不能让人民服劳役，除非发生战争，他们甚至没有多少调动百姓的权力。这样一来，在和平年代里，士师们的至高地位基本上是荣誉性的，难以获得制度上的保障。公正地说，绝大多数士师都是道德高尚、自律甚严的。但作为管理者不可能不需要左膀右臂，那么在义务远远大利益的情况下，接受差遣与驱驰的也就只有士师的子弟们了。因此士师传统下的贵族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关于这种制度的特征，我们所阐述的都是理论上的，而且往往只适合于士师本人这一代，因为他们要对上帝负责，而他的孩子们则要对他负责。问题出来了——上帝的公正无处不在，监督无处不在，因此士师们自我约束和自律性很强；而人的精力有限，一个端坐于庙堂的士师根本监督不了也管不了自己的孩子们在外面的所作所为。更糟糕的是，由于溺爱或者年老昏聩，士师们即使发现自己儿子的劣迹也往往难以有效禁止。这样就使得这种贵族制发生了腐败和蜕变。士师的亲信子女利用手中的特权与便利，想方设法地欺诈百姓、恣意放纵，造成人民的抵触与反抗。
因此，从基甸之后直到撒母耳本人的时期，从来没有一位士师的子女继承了父亲的位置，尽管他们中的不少人在位之时确也是处心积虑地要培养自己的子女。许多情况下，事与愿违往往是正常情况。当以利父子均为祭司，而他的两个不肖儿子利用职务之便秽乱圣所、敲诈人民的时候，撒母耳是亲眼所见；但是当撒母耳年老之时，他的两个儿子却在重复以利之子的行径。
爱戴撒母耳并不等于要接受显然错误的人选作自己的领袖。各个支派长老和民意代表来到撒母耳这里表示了他们共同的呼声：1、不愿意接受撒母耳儿子们的管辖；2、希望撒母耳帮助人民册立一位君王。
这个时候，大概的时间是公元前1028年左右，正处于中国的西周早期（西周建立于公元前1046年）。
抬头四顾迦南周边，一向强大的埃及此时正处于七零八落的国内割据时期，史称“第三间期”；巴比伦王国气息奄奄地蛰伏在两河流域苟延残喘；曾经显赫一时的亚述，也是默默无闻地在韬光养晦，直到一百年后，才会突然之间大大兴起；在并不遥远的地中海彼岸，希腊人正经历着跌宕起伏、群雄并起而又不失浪漫温情的荷马时代。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大环境下，缺乏制约的非利士人以强势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虽然在20年前，他们退出了以色列人的部分土地，但是其强大的实力、先进的武器，使得他们时刻成为奴役与压迫以色列人的可怕敌手。在多年的斗争中，以色列人不得不采取介乎于臣服者与同盟者之间的态度，这也实际等于时刻在自己头顶上悬挂着一把达摩克里斯剑。
正是在这种巨大的压力面前，以色列人认识了自己的民族危机。我们前面说过，以色列人自从西奈山的时代开始，实际上是有君王的，这位君王就是上帝本身。遗憾的是，多年来他们并没有把上帝作为上帝来看待。每当面临国破家亡的生存危机是，以色列人会走向上帝，可一旦危机解除，他们又很快滑向放纵的泥潭。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现在渴望建立一个国家、拥有一个掌权统兵的国王来世袭罔替地统治自己，虽然是出于无奈却也暴露出了他们自身信心的问题。
虽然钟情于“贵族制”，但是却没见到这种制度有什么突出的正面例子，自己的两个儿子更是为这个制度写下了反证的背书，无奈之中的撒母耳只得接受了大家的要求。
此刻的撒母耳实际上是被一场和平政变剥夺了世俗的权力以及他儿子们的特权。看上去很难看甚至尴尬，但客观地说，这对于大多数人不见得是坏事。首先是他摆脱了世俗事务的缠累，而从可能走向腐朽与昏聩的道路上重新坚定和纯洁了其信仰的基础；其次，他的儿子们虽然被剥夺了权力，但好歹没有在犯罪的道路上越陷越深，保住一些荣誉、安享一生太平对他们来说岂不是更好？
从此，以色列人进入了王国时代。撒母耳则放弃了统帅的权力而成为辅助以色列民族政体和平过渡的伟大人物。
在登基初期的时候，国王扫罗像一个普通的农夫一样耕田生产、劳作养家，以色列人既不知道一个国王将会怎么管理他们，扫罗也不清楚自己该怎么治理人民。作为国王，虽然有其名，扫罗暂时还无其实，人们还是纷纷到撒母耳那里获得指示、寻求评断。总之，在大家眼睛里，这个扫罗的身份更像是一个后备的接班人。不知道扫罗对于这种多少有点尴尬的局面作何感想，好在以色列人还没有过国王的先例，既然无章可循，也就暂时谈不上按照惯例应该如何。况且，扫罗的职位既非先人所传，也非战功获得，在人民眼中仅仅是抽签获得的。从理论上说每一个人似乎都有成为国王的希望，既然如此，一个靠抽签占据高位的人，到底能够获得多少支持与认可倒也着实难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