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彼时的奸淫风气并非我们现在看到的灯红酒绿之中的放浪形骸可比。前者或许出自思维的简单化与纯朴化，而后者则更多是利益的诱惑与纯兽欲的发泄。古今比较，两者的罪行性质也不同：前者的混乱程度虽然更深，不过似乎出于无知；后者虽然稍好，但却并非不知其所为性质如何。这么一比较，现代人更该汗颜。
8）不可偷盜。偷东西这种行为，可以说是在任何民族中都是挺令人讨厌但却屡禁不止的。当一个大制社会来临的时候，“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成了其特征标志。而一旦出远门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把现金缝在贴身内衣中，这样的社会就是用全部的报纸和新闻板块来宣传也不可能是所谓盛世。
建立国家结构之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我们常常厌恶小偷，但是对于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政客与官员却往往无能为力。按照这里十诫的标准，这种贪腐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偷盗行为。
至于说那种利用职权，勾结官僚，买通相关人员，在股市、楼市、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坑害百姓的人们，更是犯了偷盗大罪。
所以，当一些人将自己的所作所为标榜为能力的时候，还是最好回过头来好好想一想。根据十诫的标准衡量一下，恐怕也就没那么充满自信了。
9）不可作假見證。法庭宣判往往决定个人或者许多人的命运，因此宣判一定要公正客观。在判决中，证人证言有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然而偏偏有那么一些人，为了一点利益或者关系，不惜抛弃良心作假证，从而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这是十诫中绝对禁止的。
这个规定对于古代的以色列人异常重要。作为兵民一体的流浪民族，以色列人必须面临很多现实的问题：居住过份密集，人口接触频繁，纠纷矛盾也比较容易产生。这个时候，如果各级管理人员的判决在假见证的情况下失其公允，那么这样的裁决更容易引发新一轮的矛盾甚至大的动荡。因此，司法公正成为古以色列人生存最重要的基础之一。他们对于作伪证者的惩罚也是极其严酷的——作伪证而引发的受害损失，要全部归于伪证者的身上，如果造成死亡，他们还要偿命。
现在，进入“十诫”中的最后一个：10）不可贪恋他人的房屋、妻子、仆婢、牛驴及其他一切物品。
这里面的关键词是“贪恋”。意思是说：对于别人的财产妻女，不要说染指，就是垂涎动念头也不允许。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十诫”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规范的纲领，也是后世法律规范的精神依据。
上古时代人们所拥有的贪念与攫取之心丝毫不逊于后世。对于他人所有好于自己的条件，往往会暴露出一种可怕的纯真。为了贪恋他人的财产，可以杀之谋财；为了贪恋他人的妻女，可以杀其夫而谋其妻。
虽然在当今的一些影视作品与文学作品中，这类谋人妻子的行为被作为打碎封建枷锁、敢恨敢爱的正面形象来讴歌，可如果人人如此，这世界中人也就无异于禽兽了。至于说为了获取他人财产而罗织罪名，从肉体上迫害甚至消灭别人的行为，则连禽兽都不如。
现代人生活在一个懂得维权的社会里，每个人似乎都对自己的权利非常重视。但是同时，社会转型与信仰危机带来的是伦理价值观念的错位与变化导致了现今中国人常有的心理弊病甚至道德沦丧现象。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很多人对于自身的情况没有看清楚 却盲目地与他人攀比。不管是经济领域中合作人之间的利益分配还是日常生活中的家庭条件，人们总是希望自己比别人获得的更多一些、好一些，仿佛这一点点超越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翻天覆地的人生变化。而与此同时，在自己获得利益的这个问题上，公义、道德往往被放到第二位、第三位，甚至更加靠后。
对利益与所谓成功的追求，充斥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以至于连当前教育体系中的“成功哲学”与“成功价值观”都有着极其严重的问题。人们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金钱与地位几乎成为了“唯二”的选择。当我们探讨某人的伟大与慈善的时候，他曾经捐献过多少多少亿似乎成为被人津津乐道的英雄业绩，而那些在贫寒之中忍饥挨饿收养弃婴的拾荒老人则毫无疑问地、没有资格也没有实力与这些财富英雄们相提并论。当我们论说起某位著作等身、影响超群的学者专家，却极少想到还有大量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的人们在为社会为人类做出巨大的贡献。
由这些所谓“成功哲学”引导产生的，是人们对于利益、权力孤注一掷甚至丧心病狂的追求。于是，中国出了个赖昌兴；于是，韩国出了个黄禹锡。但是在赖昌兴们和黄禹锡们背后，又有多少个陶醉在荣耀光环下的精英人物，在打着更加肮脏与罪恶的算盘呢？ God Knows。
以色列人在西奈山大约停顿了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除了传十诫与以色列人之外，摩西还为以色列人制定了基于十诫思想的具体的法律法规。以色列人第一次以一个整体的形式接受了相当于国家法律的管辖。这个缺乏纪律与统一管理的民族，终于能够以一个具体的政权形态出现在古代的历史上。当然，此时的以色列人还没有国王，但是由于接受了十诫的条约，以色列人实际上已经把上帝本身作为了自己民族的领袖——这也就是后来人们说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的原因。
这一年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意义极其巨大。围绕着十诫，以色列人在宗教、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医疗、饮食、风俗、社会关系和社会伦理等方面，都制定了具体而完善的规则。这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近似于围绕宪法（十诫）的各项具体法规。
通过这一年从法律上、规章上、信仰上的确立与磨合，以色列人基本摆脱了过去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状态，成为一个有信仰、有管理、有规则的民族。在这个过程中，摩西的作用之大，无可替代。
以色列人还进行了人口普查，其中尤其是20岁以上可以作战的男丁。
作为以色列这个没有根据地、游牧流浪的民族来说，人口统计实在重要。这至少可以让他们了解自己的家底到底有多少。在冷兵器时代，人口有时候是制胜的关键，丁壮数量则是一个民族战胜敌人的保障。经过人口的全面统计，以色列人共计男丁有60多万，算上老幼妇孺，总数应在200万以上。
自古各国都有人口统计的国家行为。这个统计往往是有目的的。一般来说都是为了战争或者对税收政策、管理体制进行大调整的前奏。这类普查，中国古代叫做“瞭民”，以色列人叫做“民数”。但是，与中国的瞭民不同，以色列人的普查是比较成功的。
以色列人的这个人口普查的意义在于：1、通过普查，以色列适龄青年普遍建立了兵民一体的义务兵制度；2、通过普查，进一步强化了建立在宗族体系上但是却高于宗族体系的管理制度。
中国的历代政权，其政权伸展的末端，几乎从来没有有效地进入村一级管理机构。在县乡以下，往往依靠的是强大的乡绅阶层完成政令与民情的上传下达。不要小看这个乡绅阶层，他们的作用往往十分强大。这些乡绅阶层更多充当的是教化一方、缓和矛盾的角色。因此他们往往由德高望重的老人或者同样德高望重的家族担当。这种体制的特化和异化，则表现为封建宗族家法制度，也就是后来被称为“三座大山”之一。乡绅体制的存在，对于革命的影响往往是反面的。它告诉人们要安于现有体制、发动各方互相帮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向上反映民情。这种体制在政权和具体的自然人之间建立起一个缓冲地带，使得各方的冲突得以缓和，而在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民怨之时，则以仁义礼智信等伦理价值观加以督导和镇压，这也是被历朝历代革命者所深恶痛绝的。然而，富有讽刺意义的是：绝大多数推翻旧政权的革命者，又不得不返回头来与原有的乡绅阶层合流，以维护其统治结构的延续。当然，在王朝交替、天下大乱的时候，一些富有革命精神的乡绅也会揭竿而起，比如说 汉光武帝刘秀。
从管理体制来看，以色列人的改革显然比中国古代的体制要彻底和完善。他们摆脱了原来各个家族独立成一体系、并且互不统属的结构，在尊重和承认各个家族领袖与长老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将他们编为各级的管理官员，将其一家一族的管理行为转变为一族一国的政权行为。
在此基础上，摩西除了已经任命的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和千夫长之外，还对各个家族民兵体制的首领进行了任命，并且选拔了各个家族中最德高望重的70位老人组成长老团，近似于后来的议会，来讨论决定以色列人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