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李冲尚未看到济州的城门便铩羽而归。惊慌失措的薛顗赶紧将知情人全部灭口，企图蒙混过关。
俗话说得好，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特别是在大兴告密之风的武则天时代，根本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薛顗很快就被揭发了出来，说他撺掇自己的兄弟薛绪、薛绍，参与谋反。
薛顗当然是一查一个准，至于薛绪、薛绍便无足轻重了。最终，薛顗、薛绪被斩首示众，武则天念及女儿太平公主的颜面，将薛绍从轻发落，杖责一百后投入大狱，活活饿死于狱中。
在惨遭屠戮的李唐宗室中，只有范阳王李蔼暂时捡回一条命。他当初叫嚣着“四方诸王并起，事无不济”，一看形势不对，立即改旗易帜，主动向武则天揭发李贞、李冲父子，做起了“污点证人”。武则天不仅既往不咎，还给他加官进爵。不过，等到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李蔼还是死于酷吏之手。
经过这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凡是被武则天认为“心怀异志”的李唐宗室，基本上都被杀戮殆尽。武则天还不解恨，又下达一道诏令，将这些皇亲全部开除属籍，并赐姓为“虺”，以示其蛇蝎之心。
昔日的皇亲国戚悉数落马，而豫州大狱里的五千多“逆党”，还在等着武则天的发落。事关重大，人数众多，为明正典刑，朝廷有必要派一名监刑官。另外，豫州刺史李贞伏法，还得找一个能主事的人前去坐镇才行。
武则天想到了圆满完成“秘密使命”的狄仁杰，而且合二为一，豫州刺史、监刑官，让狄仁杰一个人扛了下来！
可对于狄仁杰而言，到豫州去监斩“逆党”，绝对一件昧良心的事情。
武则天这时候想起狄仁杰，颇有一点让他手上沾点血“入伙”的味道。但是，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李唐宗室因“越王之乱”而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实际上已经没有力量再跟武则天一争高下。剩下的这几千“余孽”如何处理，武则天有她自己的政治考虑。
平心而论，武则天想不想杀掉这些人呢？想杀！非常想杀！但派谁去杀，这事儿得琢磨琢磨。
最省事、最快捷的做法，可以派一名酷吏去监刑，保证人头只会多、不会少。别说这五千“余孽”，就是在豫州挖地三尺，把祖坟里的尸骸刨出来剁上一遍，酷吏们也干得出来。
可是，“越王之乱”已经平息，所谓的“余孽”，坐实的也好，蒙冤的也罢，毕竟有数千之众，一股脑地剁掉，政治上的影响太恶劣。
武则天虽说心狠手辣，未达目的不择手段，但她的终极目标是君临天下。如此大规模地集中屠杀，她没做过，也不知道做了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派酷吏去豫州搞“大屠杀”，风险系数太高。“余孽”一死了之，可武则天往后还得过日子，这无疑是给自己埋下一颗威力惊人的“政治丨炸丨弹”。
斩草要除根，可滥杀又附带着极高的风险，有没有两全齐美的办法呢？
论谋略、论权术，武则天的确是炉火纯青。看似无法破解的难题，她想到了狄仁杰这把“金钥匙”。
就政治立场而言，狄仁杰长期游离于“拥李”、“拥武”之外，只知埋头干活，从来不在公开场合发表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言论。就工作能力而言，狄仁杰不惧权势、刚直不阿，阎立本赞誉其为“海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特别是他入职大理寺，一年办理涉及一万七千多人的陈年积案，在司法界有“平恕”之名。
派狄仁杰去豫州，监斩“余孽”并施政一方，武则天至少可以达到三个目的。第一，继狄仁杰以“讨项檄文”暗示政治立场之后，武则天希望进一步摸清他的脉搏。第二，以“投名状”的形式，彻底斩断狄仁杰将来“拥李”的念头。第三，将狄仁杰推向前台，转移已经公开化的矛盾，瓦解李唐宗室的统治基础。
接到诏令，狄仁杰陷入了两难境地。尽管一万个不乐意，但他心里很明白，自己这一次，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了。
从洛阳到豫州，六百多里路程，并不算太长，但狄仁杰走得异常艰难。他的双脚如同灌铅一般，每迈出一步，都要使尽全身的力气。
一路之上，狄仁杰都在沉思。很多人、很多事，在自己的脑海里重复地出现着。浮现得最多的，是难以言表的眼神。狄仁杰认得出来，这里面有唐高宗李治的，有父亲狄知逊的，有废太子李贤的，还有无数不知名姓的普通人。
对于狄仁杰而言，这是一次艰难的抉择，一次关系到数千人生死、甚至包括自己身家性命的抉择。
来到豫州，狄仁杰站在人满为患的牢房门前，一直没有勇气踏进去。他伫立在秋风中，紧闭着双眼，任由恐惧、无辜的眼神在自己的脑海里若隐若现，两行热泪顺着脸颊滴落下来。
他早就拿定了主意，一定要救下这五千多条鲜活的生命。可自己有使命在身，怎么救？
舍生取义容易，无非是一死了之。可就算狄仁杰成了“烈士”，也不过是多一个“余孽”而已，五千多人会在另一位监斩官的眼皮子底下人头落地、血流成河。如何才能说服武则天刀下留人，而不是自己飞蛾扑火呢？
大理寺一再发文催促行刑，狄仁杰却整日将自己锁在书房里，茶饭不思、彻夜无眠。他的眼里布满血丝，鬓角的银发使得整个人愈加苍老。他思索着，如何写就这封关系数千无辜生命的奏疏。
为官三十余载，狄仁杰以并州为起点，一路艰辛、一路坎坷，如今已是身居庙堂之高。他不是没有经历过官场的险恶，但这桩案子，让他愁苦万状之余，也深感肩负着千斤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