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及此处,秦晋又摇了摇头,他有点为夏元吉和第五琦的自作聪明觉得可笑,或许他们发现自鸣得意的诡计成功为自己搬来了一块绊脚石,而这块绊脚石偏偏又成了最大的对手时,那种后悔和哭笑不得,实在是令人忍俊不禁的。
不知何故,秦晋竟有些期待看到他们偷鸡不成是一把米的窘态,弄权于鼓掌之果然是可以让人瘾的,看着一个个权倾朝野的宰相被自己拨弄的团团转,其的乐趣又岂是寻常人可以体会的?
陡得,秦晋警醒了,李隆基成于弄权,也败于弄权,自己可千万不能步了他的后尘。
片刻之后,韦见素进入帅堂,这位两朝宰相对秦晋执礼甚恭,落座之后便直言赶赴江南可能要遇到的各种情况,并且直言,高适、刘展等人早晚必反,他们在等的不过是一个机会。
“史思明若大举进攻河东,河洛兵马必定北驰援,届时是他们起兵之日!”
一言以蔽之,河洛兵马布置在秦晋离开以后已经显得捉襟见肘,从西到潼关,东到大海、北到黄河、难抵淮河这片广阔的土地,仅有不足十万神武军驻守,而且其绝大多数都布置在洛阳附近。这种空虚实际是有着极大隐患的,谁都不能保证,史思明不会对河洛发起试探性的攻击,一旦发起了,江南的几大节度使会不会趁机提前举兵?
“老夫现在只担心,江南各节度使与史贼有暗勾结,届时,朝廷的处境危险了!”
对于高适的为人,秦晋还是可以确定的,此人如果起兵举事,一定是冲着天子而来,如果说他与史贼勾结,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与史贼合作,又何异于与虎谋皮?到最后只怕是偷鸡不成还反倒赔了一把米,落得个里外空空的悲催下场!
“老相公请放心,只要宣抚使车马没有北渡淮河而回,神武军无论如何都会按兵不动的。”
韦见素的表情里看不出是喜是忧,只微微颔首,对秦晋双手一揖……
去岁的冬天来的慢且短,进入至德四年刚过了元月,长安内外,山野宫苑已经见不到一丝白雪了,短短一个月,预料的波澜并没有出现,郑显礼的西征军顺利克复了灵武,吐蕃的残兵败寇作鸟兽散,大军主力沿着一条人迹罕至的通路平安进入了河西。河北的史思明也没有大举进攻河东,除了烈度不一的佯攻以外,再没有能对神武军造成实质性伤害的进攻了。
滞留在江陵的大批物资也在洛阳克复以后陆续的顺利被运抵关,由于韦见素以宣抚使的身份巡视江岸地方,江南地方的节度使们也变得前所未有的恭顺,被截留的租庸都通过大运河运送至了洛阳。
好消息绝不仅止于此,第五琦经过了近三个月的闪转腾挪,终于堵住了户部巨大的窟窿,虽然府库依旧缺钱,但已经度过了无钱可用的窘境。
在至德元年到至德三年的战乱时期,有大批的原流民通过潼关流入了关,曾被征调来修缮长安城防,但工期结束以后,几十万人的去留又成了问题,第五琦的意思是按照原籍悉数遣返,遣返后朝廷给予适量的安家费,以期尽快恢复生产。
但这个建议却被秦晋否决了,遣返原籍这种事如果是千百个人到也罢了,如此数十万人的规模,一旦处置不当很可能在返回原籍的途成为盗匪流寇。现在已经不是天宝年间那夜不闭户的繁华光景,经过了数年的大战以后,不论是关,还是潼关以东的原,经过战火的荼毒都已经十室九空,原本的社会结构与宗族早被砸的稀巴烂,把这些人遣返原籍,但对于社会稳定也成了刻舟求剑的行为。
当然,第五琦的理由也很充分,时人的乡土情结很是浓厚,战乱结束以后都希望返回家乡,如果将他们别置他处,可能会招来意想不到的乱子和意外。
“再者,原初遭战乱,人口凋敝,正是需要充实人口的时候,这五十万人虽然杯水车薪但也总能解决一些地方的人口问题。”
秦晋已经看过了这些流民的籍册,大都分布在潼关以东几十个郡,相隔数百千里的也大有人在,如此广阔的抵御,纵然几十万人撒下去,甚至连个水花都见不到。
所以,秦晋的打算是将这批人集安置,以充实关人口。关经历了孙孝哲破关和吐蕃人入寇两次劫难以后,人口损失也极为严重,五十万人口放到潼关以东去不算什么,但在关平原显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朝廷以往的策略实外而虚内,这在某种程度成了今日之乱的因素之一,今后这种情况必须加以改变,或者说是内外要达到某种平衡,所以关不但要补充在战乱损失的人口,还要继续增加人口,开垦荒地。”
秦晋在任冯翊郡太守时,曾仔细的勘察过关土地,并非出产已经达到了极限。更多的原因是关人口结构变化,长安城内外人口近百万,从事农业生产的却不足五分之一,除此之外,大量的耕地抛荒、退化也是重要原因,大部分的良家子不事生产,民间风气浮躁,在虚浮的盛世下到处可以见到这种不接地气的人。
唐朝政府对这种日渐虚浮腐坏的风气置若罔闻,层奢靡无道,底层则行下效,长此以往,关粮食产量的逐年降低,也成了众多问题之一的小小问题。以至于,许多年景,身为天子的李隆基不得不带着满朝武官吏以及家眷们到洛阳去食。
所以,增加关粮食的产量,关键不在于整治土地,而是治理民风,如何让关的百姓重新接地气,是个当务之急。
第五琦本来以为秦晋是怕五十万人遣散地方会带来治安问题,万没想到秦晋的着眼点却已经远远的走到了自己的前面。
不过,治理关土地是一个系统而又复杂的问题,据他所知,关土地算抛荒的,也均是有主之地,多是朝廷勋臣贵戚,算天宝年间也没有人敢轻易的动一动。
这个年代土地是最大的财富,谁敢动人家的土地与掘人家的祖坟,杀人家的父母也没什么区别,必然会招致疯狂的反对,如果勋臣贵戚们联合在一起在暗地里搞风搞雨,负责整治土地的官员将会成为众矢之的。
稍有不慎,天子为了平息众怒,稳定局面,也必然会将成为众矢之的的官吏拉出来当做替罪羔羊。
想到这些,第五琦的背觉得一阵阵寒意,他可不像将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揽身,治理工商,得罪的只是市井之徒,治理土地却是要与整个长安城内绵延数百年的勋臣贵戚做对,一个不小心可能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因此,第五琦表面的态度是对治理关土地不以为然的。
“关土地问题自开元年间存在了,大夫若要整治,怕也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功成的,下吏觉得,此事还要从长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