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知道自己麾下的兵是个什么德行，但秦晋口口声声，劝阻他出战，仿佛只要一出关就要一败涂地。这种轻视令哥舒翰升起些许不悦。

“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天子有所命，自当敢从！”

秦晋又一跺脚。

“出兵就中了杨国忠的诡计，难道老相公就看不出来吗？只有坚守不出，才能守住潼关！”

越说越是急切，秦晋竟罕有的失态了，最后好说歹说，才从哥舒翰口中得了句模棱两可的承诺。

“快回去吧，老夫记下就是！”

在返回冯翊郡的路上，秦晋心乱如麻，哥舒翰或许是出于骄傲和自尊，才在他的面前说了许多杂七杂八的话，哥舒翰肯定知道，潼关的**都是新新招募的良家子和市井之徒，这样的军队剿匪尚且不易，又慌乱迎战身经百战的叛军了？

但总算将必须带到的话带到了，而且哥舒翰还极为重视的亲自出城相见，这都从侧面说明了哥舒翰虽然跋扈，但绝非是有勇无谋之人。

卢杞就曾对秦晋几乎越俎代庖的想法表示过不以为然，哥舒翰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多年，带领河西陇右两地的边军打的吐蕃人闻风丧胆，这么多年的战阵经历可不是白来的，那是无数次血与火的洗礼中炼出来的。

回到同州城的第一件事，秦晋就将在“河工营”内赋闲的陈千里招了回来。

“陈兄弟，我打算扩充神武军，主将人选非你莫属！”

闻言之后，陈千里竟然愣怔半晌，一言不发。

直到秦晋又将刚刚的话重复了一遍，陈千里才难以置信的问道：

“我这不是做梦吧？”

“当然不是做梦，咱们的时间不多了，必须抓紧一切时间，使各军的战斗力最大化！”

其实，如果有半年的时间，秦晋就能将龙武军那一万人完全消化吸收，但是眼下的形势却根本没留给他足够的时间。意外随时都可能发生，虽然也可能不发生，但秦晋却不能不做好最坏的打算。

如果在这个时候打散龙武军，那么这只人马就彻底废了，而被分散到各军的龙武军旧军卒也必然心怀不满，甚至可能还影响了神武军的战斗力。所以，在回来的路上，秦晋还是决定冒一次险，用陈千里的复出来换取一支拥有不俗作战能力的人马。

欣喜过后，陈千里又冷静下了下来，坚辞不受龙武军主将一职，只要求仍旧以长史之职参与军中庶务就已经心满意足。

“陈兄弟，我绝不是客气。实话说吧，朝廷有可能强令哥舒翰出潼关迎战击贼。”

陈千里的反应极快，立即就问道：

“难道使君断定哥舒翰只要出关迎战就必会惨败？”

秦晋艰难的点了点头。

“希望这些假设都不会成为现实，但是却不得不事先做好最坏的打算。我只有一个要求，陈兄弟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都要三思再三思……不要再鲁莽冲动。”

秦晋将陈千里此前的拆台之举都简单的归结为鲁莽冲动，就是告诉他，前事既往不咎，往后他们还是好兄弟。

至此，陈千里也甚为动容，他一直以为秦晋变了，在长安官场的大染缸里便的急功近利，然则却万没想到，他心底里竟还是装着大唐天下的。否则，他就不可能不计前嫌的重新启用自己，还要扩充龙武军。

陈千里当即表态，“千里保证绝不会再拆使君的台！”

大约过了三天，杜乾运在次由长安返回冯翊郡，又给秦晋带了一则重要的消息。

“哥舒翰上书天子，要求加固城防，并明言潼关守军战力低下，请天子无论如何要答应他，任何情况下，都不要逼迫潼关大军出战击贼。否则，后果或将不堪设想！”

这倒大大出乎秦晋意料之外了，哥舒翰并没有被动等待，而是用他一贯的风格主动出击，向天子请求一个保证。

“天子是如何答复的？”

听闻秦晋有此一问，杜乾运颇为得意，答道：

“卑下离开长安的时候天子诏书才被送到门下省，不过给魏方进喂的黄金却不是白味的。”说着，他从怀中掏出了一封书信，“这是天子诏书的誊抄副本，请使君过目。”

书信是有火漆封口的，秦晋结果书信后在手中掂量了一下，刚要发问，杜乾运就抢着说道：

“书信中的内容，卑下另有渠道知晓，天子答应了哥舒翰，并且还大加褒奖，不但没追究擅杀卫伯玉之罪，甚至还将卫伯玉的新军也正式划拨给了他。”

秦晋展开书信，果如杜乾运所言。

“圣人，臣以为神武军在冯翊剿贼不利，当行文敦促！”

天子便殿，座中仅有高仙芝、杨国忠、魏方进三位宰相。

说话的是杨国忠，秦晋带着神武军到冯翊已经一月有余，到现在除了焚毁一座小城朝邑以后，就再无寸进，皇甫恪仍旧大摇大摆的占据蒲津关。

对于杨国忠的话，天子并没有急于表态，而是将目光有意无意的瞥向了高仙芝和魏方进，显然是想再听听这两位宰相的意见。

“启禀圣人，皇甫恪老奸巨猾，麾下又是久经战阵的朔方军，神武军能解同州之围，又将叛军围困在蒲津关内，已经实属难得。若过分苛责，不知又将以何人取代呢？”

魏方进有些一反常态，毫不客气的接过了杨国忠的话头，还将他话中隐晦之意，充分的暴露在君臣众人面前。

无非就是私怨难解，希望借天子之手，惩治秦晋。然则，魏方进话中最有分量的一句，则直接将杨国忠堵了回去，如果要追究秦晋的罪责，那么还有谁能取代他来剿灭皇甫恪叛军呢？

答案显而易见，目下朝廷之上，除了秦晋以外，再无一人能够在冯翊郡和皇甫恪大军作战。

天子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高仙芝在魏方进之后也沉吟着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蒲津乃黄河冲要之地，若皇甫恪有意投降安贼，只怕关中危矣！”

高仙芝的关注点与杨国忠不同，杨国忠话里话外都围绕着剿贼失利的主要责任，而高仙芝则直接指出了蒲津关掌握在叛军手中，对关中的威胁究竟有多大。

李隆基虽然年迈，但也没到昏聩不堪的地步，他也十分清楚，蒲津对于关中安全，对潼关防线的重要性。因此，这才容忍了秦晋以冯翊郡守的身份继续节制神武军，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以神武军之力来解决掉蒲津的大麻烦。

在外放秦晋的决定议定之前，李隆基曾反复的考虑了各种选择的利弊得失，最后两害相权之下，才不得已做出了以上选择。

现在，秦晋道冯翊以后，并没有达到李隆基的预期，自然心急如焚，同时又隐隐愠怒。也许他终究是低估了秦晋其人，这个人是否在玩弄养寇自重的把戏他不得而知，但是蒲津的问题久悬不下，必然会给潼关的战事带来更多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