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上不害，姓不详，氏公上，名不害，字不详，出生年不详，籍贯不详。他在高帝六年时，担任太仆的职位。太仆的级别相当于今天的正部级，主管皇帝的车马出行，兼管国家的畜牧业。高帝十年，公上不害以太仆职务行使廷尉的权利。高帝十一年，因为攻打陈豨有功，被封为汲侯，食邑为1300户，在功臣表中排第123位。

后来，刘邦为了保护爱子赵王刘如意，让周昌和公上不害分别担任了赵国的国相和太仆。封侯后的第三年，公上不害去世，大概是因为刘如意被吕雉毒死，而自己没有尽到保护的职责，心情抑郁而死吧。汲侯国位于今天的河南省新乡市卫辉，传承了三代，一直到元光五年，公上不害的曾孙公上广德因为妻子“大逆”被牵连，“弃市”而死，汲侯国也随之被废除。

上述案例也说明了一种现象，即秦汉时期的户籍制度十分严密，人口的移动受到严格的限制。尤其是首都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出入必须拥有通行证。这种制度在汉文帝十二年曾被废除过，到了景帝四年又恢复了。

三百二十、贯高事件

公元前199年12月，刘邦从长安向东来到雒阳。赵国丞相贯高谋逆的事情被发觉了，刘邦下令逮捕贯高等人，并把女婿赵王张敖投进了监狱，下诏“敢有随王，罪三族”。相关记载见于《张而陈馀列传》，如下：

汉九年，贯高的仇家得知了贯高的计谋，就向皇上秘密报告贯高谋反。于是，皇上把赵王、贯高等人同时逮捕。十多人都要争相刎颈自杀，只有贯高愤怒地骂道：“谁让公自杀？如今这事，大王确实没有参予，却要一块逮捕；公等都死了，谁替大王辩白没有反叛的意思呢！”

于是，贯高等人被囚禁在栅槛密布而又坚固的囚车里，和赵王一起押送到长安，以审判张敖的罪行。皇上向赵国群臣、宾客下诏说“有敢从王，皆族”。贯高和宾客孟舒等十多人，都自己剃掉头发，用铁圈锁住脖子，装作赵王的家奴跟着赵王来京。

贯高一到，出庭受审，说：“只有我们这些人参予了，赵王确实不知。”

官吏审讯，严刑鞭打了几千下，用烧红的铁条去刺，身上没有一处是完好的，但始终再没说话。

吕后多次说“张王以鲁元公主故，不宜有此”，皇上愤怒地说：“假使张敖占据了天下，难道还会少了你的女儿吗！”不听吕后的劝告。

廷尉把审理贯高的情形和供词报告皇上，皇上说：“壮士啊！谁了解他，通过私情询问他。”

中大夫泄公说：“他是臣的同乡，一向了解他。他本来就是为赵国树名立义、不肯背弃承诺的人。”

皇上派泄公拿着符节到舆床前问他。

贯高仰起头看看说：“是泄公吗？”

泄公慰问、寒喧，像平常一样和他交谈，问：“张王果有计谋不？”

贯高说：“人的感情，有谁不爱他的父亲妻子呢？如今我三族都因为这件事被判死罪，难道会用我亲人的性命去换赵王吗！但是赵王确实没反，只有我们这些人参与了。”

贯高详细地说出了所以要谋杀皇上的本意，以及赵王不知内情的情状。于是泄公进宫，把了解的情况详细地作了报告，皇上便赦免了赵王。皇上赞赏贯高是一个讲信义的人，就派泄公把赦免赵王的事告诉他。

泄公说：“张王已释放出来。”趁机也赦免了贯高。

贯高高兴地说：“我王确实被释放了吗？”

泄公说：“然。”

泄公又说：“皇上称赞足下，所以赦免了足下。”

贯高说：“我被打得体无完肤而不死的原因，是为了辩白张王确实没有谋反。如今张王已被释放，我的责任已得到补救，死去也不遗憾了。况且人臣有了篡杀的名声，还有什么面目再侍奉皇上呢！纵然皇上不杀我，我的内心不惭愧吗？”于是仰起头来卡断咽喉而死。就在这时，贯高已经名闻天下了。

史书上称贯高“仰绝亢而死”,实在是一种奇怪的自杀方式。如果没有强大的精神信仰，是无法完成这种高难度的自杀的。虽然贯高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有担当精神，但是他谋逆的行为却牵连了赵王张敖以及自己的家人。东汉学者荀悦严厉批评了贯高的行为，说：“贯高首为乱谋，杀主之贼；虽能证明其王，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赎公罪。《春秋》之义大居正，罪无赦可也。”

总之，赵国作为异性王统治的时代被贯高终结了！

这个月，刘邦只分封了一位功臣，即平侯张瞻师，在功臣表中排名95。

三百二十一、和平的汉九年

汉九年春正月，公元前198年1月，刘邦废赵王张敖为宣平侯，一方面是张敖确实没有参与贯高等人的谋逆，另一方面是张敖毕竟是自己的女婿。同时，刘邦把代王刘如意改为赵王，称王于赵国。

刘如意从代王到赵王，地位明显在提高，而幕后操盘手便是皇帝刘邦。汉八年吕泽战死后，刘邦在戚夫人不断的枕边风下，逐渐对现任太子刘盈产生了厌恶之情，认为刘盈“不类我”，萌生了改立太子的想法。此时，刘邦的儿子们之中，除现任太子刘盈外，最有资格担任太子的便是齐王刘肥和赵王刘如意，其他儿子年纪都还太小。但刘肥远在齐国，其母亲曹夫人生死不明，曹氏家族代言人曹参也在齐国担任相国，可谓是朝中无人。

剩下的就只有赵王刘如意了，其母亲戚夫人经常陪在刘邦身边，而且刘邦也认为“如意类我”。刘如意所欠缺的，只有文臣武将的支持。

丙寅这一天，刘邦下令“前有罪殊死以下，皆赦之”。

公元前197年2月，刘邦从雒阳返回长安。

前赵王张敖当初因为贯高谋逆之事被牵连入狱时，只有郎中田叔、孟舒等十多个人穿着囚衣，剃掉头发、用铁圈锁住脖子，跟随张敖来到长安。因此，当张敖从监狱中释放并被封为宣平侯后，向刘邦推荐了田叔等十多个人。刘邦召见了这十几个人，并与之交谈，认为他们非常有贤能。于是，刘邦把赵国的这帮旧臣全部任命为郡太守、诸侯相。

这些人中，田叔比较特别，因为他在《史记》中单独享有一篇传记。不是因为他品格多么伟大，而是他有一个氏名为田仁的儿子，田仁恰好是司马迁的好朋友。估计“叔”并非名，而是字，代表着一个人在家里的排行。司马迁用字尊称好朋友的父亲，尽管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造成了史书中的混乱。

田叔是齐国田氏宗族的后裔。齐国被秦国兼并后，田叔一家迁徙到了赵地的陉城。田叔的生卒年均不详，经历了高帝、惠帝、高后、文帝、景帝时代，最后死在了鲁国丞相的官位上。

司马迁在《田叔列传》中记载：“上尽召见，与语，汉廷臣毋能出其右者。”显然，这是一种过分夸张的记载，汉国的群臣不可能没有一个赶不上赵国系统的十几名官员。司马迁这样记载，让萧何、陈平等人情何以堪！

公元前197年3月，刘邦只分封了一位功臣，即陆量侯须无，在功臣表中排名137。陆量侯国位于长沙国，因此须无也“受令长沙王”，属于长沙国系统的列侯。

公元前197年4月，刘邦分封了2位功臣，即高景侯周成、离侯邓弱，在功臣表中排名60、无。其中，周成是前御史大夫周苛的儿子，周苛在荥阳之战中被俘，然后被项籍烹杀。邓弱是长沙国的将领，大概因为犯罪而被较早地除去爵位，因此没有留下详细信息。

公元前197年5月，无大事。

公元前197年6月，乙未这一天，发生了日食。

公元前197年7月，无大事。

公元前197年8月，无大事。

公元前197年9月，刘邦只分封了一位功臣，即义陵侯吴郢，在功臣表中排名134。吴郢是长沙国的柱国，据说是第一任长沙王吴芮的儿子。刘邦在汉九年分封的功臣大多是长沙国系统的官员，由此可见，刘邦对长沙国忠诚于中央政府的行为是多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