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在雒阳南宫摆设酒宴。高祖说：“列侯和诸将不要隐瞒朕，都要说真心话。我之所以能取得天下，是因为什么呢？项氏之所以失去天下，又是因为什么呢？”高起、王陵回答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而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攻下和降服的城池就分封给他们，与天下人同享利益。而项羽妒贤嫉能，忌妒有功劳的人，怀疑贤明的人，打了胜仗而不给别人授功，夺得了土地而不给别人好处，这就是他失去天下的原因。”高祖说：“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饷，使运粮道路不被阻断，我不如萧何；统率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群中的俊杰，我能够使用他们，这就是我能够取得天下的原因。项羽只有一位范增却不能信用，这就是他被我擒获的原因。”
时至今日，我们已无法确立上述对话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司马迁在自己的作品中记载这段对话，无非就是想要说明刘邦取天下完全是靠张良、萧何、韩信三个人。之所以说是“转述”，很明显，司马迁不是亲身经历者，当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不可能是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因为司马家族此时还在关中的老家耕田种地，更何况司马谈还没有出生呢。那么，这段对话是怎样记录下来的呢？
第一，当时的史官所为。不过，这种可能性十分微小。上述对话发生的场景是在一次酒宴上，有史官在场的可能性极低。毕竟，和群臣吃顿饭都有史官在现场做记录的话，估计在宴席上就没有人随意聊天了。况且，当时国家刚刚成立，有没有专职史官还不一定呢。
第二，某位宴席参与者的后代所传。即使是这样，到了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这段对话至少经历过三代人的转述了，其真实性与完整性都很值得怀疑。转述人为什么转述呢？肯定想夸耀自己祖先的功劳。所以，转述人有可能是张良或者萧何的后代。如果是这样的话，对话仍然值得怀疑。
第三，蒯彻捏造了上述对话。蒯彻此人，很爱写书，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不惜颠倒黑白、无中生有。他的著作《隽永》，也就是后来的《战国策》，比如“触龙说赵太后”、“苏秦挂六国印”等等都是虚构的。而司马迁的作品中大量抄录了《战国策》一书，所以不排除他会看到蒯彻编造的历史资料。
还有一种可能，即司马迁伪造了上述对话，而且这种可能性极大。司马迁一向擅长于“抬高一个、压低一个”，通过抬高张良、萧何与韩信等人的历史地位，进而贬低刘邦在大汉建国中的关键作用。谁让刘邦的曾孙刘彻阉割了司马迁呢？诸君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司马迁是个圣人，即使被阉割、蒙受了奇耻大辱，依然保持客观中正的立场记述历史。
司马迁只是一个平凡人！他在被迫接受宫刑后，心态发生了变化，变得极度扭曲，于是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选择复仇，即通过撰写史书的方式进行蓄意报复！
东汉政治家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王允就是小说《三国演义》中使用美人计和连环计除掉董卓的那位王司徒。后世大多数人都赞同司马迁而否定王允。但是，王允和司马迁并无深仇大恨、利益纠纷，而且他读过原汁原味的《史记》，因此他最有资格评价该书。他认为《史记》是“谤书”，即“诽谤之书”。
一言以蔽之，司马迁犯了诽谤罪！在汉代的读者眼中，《史记》，准确地说，当时被称为《太史公》，更多的是一部谤书，而非官方认可的权威的历史书。而在今人眼中，《史记》则被抬到了“史家之绝唱”这样的高度。这或许就是时间的魔性吧！
二百九十二、诡异的雒阳南宫对话
让我们回到这段对话，继续探究真相。对话中一共出现了三个人物，主角是刘邦，配角是高起、王陵。其中，高起不知是何方神圣，在汉初历史上就出现了这一次，而且还排在王陵的前面。王陵是什么人？那是刘邦年轻时的“大兄”，刘邦曾经“兄事陵”。在刘邦灭项后，王陵被封为安国侯，食邑为5000户，在功臣表里排行第十二名。而高起居然排在了王陵氏名前面，是“列侯”还是“诸将”？已无法得知，他是受司马迁安排并作为第三方证人而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上述对话的真实性。毕竟，如果只有刘邦、王陵两个人一问一答，让人会在潜意识里产生怀疑。
以下简要分析一下上述对话：
首先，刘邦提出问题“列诸、侯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拉开了这次对话的序幕。讨厌刘邦的人会认为，刘邦这个人很嘚瑟，明明自己知道取胜的原因，却选择向列侯与诸将提问，用四个字总结——明知故问，太能装了。客观地说，假设上述对话真实存在，这只不过是一次正常的君臣之间的聊天，是刘邦集团总结胜利经验的座谈会。
然后，高起、王陵的回答为“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司马迁的记述方式让人分不清哪些是高起的回答、哪些是王陵的回答。高起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其他的信息，想必是刘邦身边的一个博士或者谒者等等，总之，位置无关紧要。而王陵则不同，那是刘邦未发迹前的大哥，最有资格对刘邦说一些“逆耳忠言”。
“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应该是王陵的回答，不过也很让人怀疑。因为话中说刘邦“慢而侮人”，是恶评；而项籍呢，尊称为“项羽”，评价为“仁而爱人”，是绝对的好评！脾气再好的君主也不允许自己的臣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毫无原则的诋毁自己而赞扬曾经的敌人。其余的应该是高起的回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刘邦的高明之处“与天下同利”。
另外，司马迁在《汲郑列传》中提到“籍死，已而属汉；高祖令诸故项羽臣名籍，郑君独不奉诏；诏尽拜名籍者为大夫，而逐郑君”。可知，当时对项籍的称呼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凡是称呼项籍为“项羽”的人统统被驱逐出列。因此，汉政府的高官在公开场合基本上不会用“项羽”两个字尊称项籍。
最后，刘邦的自我解释为“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句中的“公”是指高起还是王陵？为什么对张良尊称为“子房”，而对萧何、韩信直呼其氏名？为什么刘邦也尊称项籍为“项羽”？
“公”应该指比刘邦年长的王陵，但是在公元前201年5月，谈话时对别人的尊称是否为“公”，则不确定了，或许是“子”，或许是“君”。大概萧何、韩信等人出身低微，所以只有名而无字吧。而刘邦的大臣却用字尊称项籍，极有可能是司马迁写作时加入了个人的感情色彩。
如果上述对话完全真实的话，刘邦对张良等人的评价，除了萧何，其余二人明显刻意拔高了。对于张良，想当初天下起兵反秦时，张良与韩王成带着军队四处攻城，很长时间，居然没有开创一片稳固的根据地，子房同志哪里有“决胜于千里之外”的特异功能呢？对于萧何的评价，还有些靠谱毕竟刘邦和项籍在前线鏖战，多亏了萧何在关中的鼎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