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造成西晋最终灭亡的八个司马皇族，司马氏原来的立意完全是出于想“封建亲贤，拱辅帝室”，但晋武帝没有远图，惠帝失于暗劣，执政大臣安于奢放，致使贾后擅权，八王又暗怀私心，相迭而起，煽风速祸，致使“崇国俱亡，身名并灭”。然而，这八王的人格禀性也不尽相同。汝南王司马亮，“少清警有才用”，乱非其起，不失厚道；楚王司马玮“开济好施，能得众心”，是位年轻气盛，没什么政治经验的王爷，虽有挟怨私心，终为贾后杀人工具，自己也不免挨刀；赵王司马伦以叔祖之尊，昏暗愚懦，诸子又不成器，成为孙秀的傀儡，又肆行篡逆，可以说是八王中最令人不齿的老匹夫；齐王司马冏，“少称仁惠，好振施”，如果公正持平，完全可中兴晋廷，但最终为自己的野心所累，暴尸于市；长沙王司马义“开朗果断，才力绝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誉”，应该说是文武全才，果断聪明，但乱世人心叵测，最终被东海王出卖，功败垂成；成都王司马颖本来在谋士卢志等人的辅佐下，扫平大逆，颇得众心，但最终他宠信宵小，不仅与堂兄齐王翻脸，又与同父异母兄司马义同室操戈。遥制朝廷后，成都王又不能当机力断，自恣其欲，最终也一条绳索搭上性命。河间王司马颙，本是司马皇室疏宗，“少有清名，轻财爱士”，晋武帝赞叹其“可以为诸国仪表”。但正是这样一个看以老成君子的王爷，先附赵王司马伦，又与齐王司马冏共攻赵王，再与成都王司马颖攻打长沙王司马义，其部将张方更是残酷无比，劫廷惠帝车驾，祸害京都洛阳。乘东海、成都二王交恶，他又混水摸鱼，把惠帝劫至长安，软禁成都王，完全成为当时诸王混战的祸头。虽有如此城府，最终仍不免被人活活掐死；东海王司马越也是晋室疏宗，“少有令名，谦虚持布衣之操，为中外所宗”。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司马越临危出卖同盟者长沙王，再与成都王翻脸，又攻击河间王，并毒死晋惠帝，虽最终能成为“八王”中不被砍头的王爷，但尸骨未寒，石勒的一把大火也把他烧成灰烬，世子死于刀剑之下，妻子惨遭乱兵轮奸变卖，下场也可嗟叹。
“自惠皇失政，难起萧墙。骨内相残，黎元涂炭，胡尘惊而天地闻，乱兵接而宫庙堕，支属肇其祸端，戎羯乘其间隙，悲夫！”倘使晋武帝后继者为一平庸守业常主，所有这些王爷大可以善始善终，拱列晋室。即使哪个怀有狼子野心，在大一统的皇权下面也只能做太平顺王。
晋武帝时代另一措置失当之处，就是裁撤大批州郡士兵。当然，裁兵的初衷不错，根据西晋的《占田法》，这些退伍士兵可以分得一份土地从事劳作，不仅保障了自己的衣食，还可以上缴国家的租调。但是，州郡兵力减弱，真正有重大事件发生，比如有宗室拥兵叛起，或者边陲少数民族构乱，邻近州郡当然会束手无策，只能听天由命，任人宰割侵占。当时也不是没有明白人，尚书仆射山涛就劝谏武帝不要解除州郡武备，但正陶醉于“大一统”胜利中的晋武帝根本中听不进去，认为州郡养兵费钱费力又无产出，下诏严命裁兵。
恰恰是“忘战必亡”，武帝死后不久即成祸乱满天下的现实。试想，大郡才有武吏百人，小郡才有武吏五十人，如此的“偃武修文”，晋武帝的谋浅和短视何其甚也！
此外，西晋初期大封同姓诸王，也并非“八王之乱”的真正导火索。细心考究西晋制度，可以发现宗室诸王在封地上没有什么治民的实权，王浑上书谏劝晋武帝不要派齐王司王攸“之国”时就指出：“……今出（齐王司马）攸之国，假以都督虚号，而无典戎干方之实。”诸王治地，“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真正招致诸王能有力量相继起兵为乱的原因，其实是武帝后期赋予他们专镇一方的威权，诸如楚王司马玮镇荆州，淮南王司马允镇江、扬两州，汝南王司马亮镇许昌，等等；惠帝继位后，赵王、河间王等人又相继坐拥关中重镇，成都王坐镇邺城，齐王司马冏坐镇许昌。诸王带兵日久，幕府人杂，问鼎之心于不知不觉中悄然滋长，最终导致这些地头王们纷纷而起。
西晋是中国历史上没有亡于农民起义的少数几个政权之一。虽然经学的衰落，玄学、佛教的兴起和少数民族内迁成为西晋政权削弱的重要干扰来源，但其真正的灭亡原因则是八王互攻而造成的内部混乱和崩塌。
法国哲学家巴斯卡儿说过，“进步的事业必须被进步所取代”。福兮祸兮。虽然西晋的灭亡造成了一百余年间中国南北方的极大社会动荡，各个政权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也在中国历史上达成破天荒的头等大事，中华国家第一次在中国各民族的“兄弟之战”中最大限度地加速了民族大融合，胡族文化涤荡冲洗了汉族原有文化中过时的糟粕和余渣，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添加了新鲜的活力因子，并为日后隋、唐的大一统奠定了丰厚的思想基础和心理积淀。
纷乱大伪之世，却生出那么多英雄、豪杰、骚客、奸雄、懦夫，共同合演了一世盛大的世间戏。与台上之戏不同，台上戏是先离后合，世间戏却先合后离，辛酸处处，血迹斑斑。“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世纪，也是怀疑的世纪；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我们直下天堂，我们直落地狱……”——英国大文豪狄更斯这一段话，形容“八王之乱”前后的西晋社会再恰当不过。
—匈奴刘渊的瞬间崛起及其短命王朝
晋惠帝傻汉登基，贾后弄奸，皇权旁落。“八王之乱”更使大晋山河摇摇欲坠，统治阶级你杀我斗、天昏地暗之际，虽然司马王爷们纷纷在白刃下失却颈上俊美的好头颅，高级士族也因“站错队”被整族烩掉，但真正遭受最直接、最惨烈痛苦的，当属晋朝绝大多数的无辜平民。特别是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在纷至沓来的“五胡”铁蹄下，一次又一次遭受屠灭，在惨无人道的政治、经济高压下苟延岁月。
祸起萧墙之间，大晋的司马王爷们没有一个真正沾到便宜，倒让一位号称是大汉刘氏皇族后裔的匈奴人趁机而起，并给了西晋王朝深达肺腑的致命一刀。
群“狼”的缘起——内迁的匈奴们
自汉朝以来，居住在今天蒙古大草原上的匈奴人在“逐水草而居”的同时，时不时高举狼头大旗，啸聚而来，狂风一般地忽然出现在汉族人的北部边地。他们践踏庄稼，洗劫城市，烧毁房屋，杀戮当地居民。大肆劫掠后，他们往往又掳走成千上万的汉人为奴隶。往往未等汉族大军到来，匈奴人便又鬼魅一般消失在无尽的大草原中。吃肉喝酒之余，这些野蛮人在朔朔北风中享受他们掠来的子女玉帛，嗷嗷狂叫以示庆贺。这种情况，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也不是十年二十年，而是长达数个世纪之久。
东汉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匈奴人赖以生存的蒙古大草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旱灾，“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对于以畜牧为生的匈奴人来说，大旱成为空前的灾难。牛羊没有草吃，饿毙千万；牧人无食，相继饿死；而人畜的尸体交相堆积，无人清理后，又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瘟疫，一直号称“天之骄子”的匈奴人“死耗大半”，强盛雄武的匈奴汗国也终于陷入分裂，散裂为南、北匈奴。
南匈奴暂时收起狼性，匍匐于汉朝的金龙旗下；北匈奴则被迫向西迁移。公元91年，东汉大军又乘胜把北匈奴赶到金微山（阿尔泰山）以外，穷惶失措的北匈奴部族只能向西复向西，跨过乌拉山，逃过伏尔加河，在里海以北才敢坐下喘口气。过了两个多世纪后，在迁徒中不断与当地族群通婚繁衍的北匈奴在现在的匈牙利平原重新立国，开始立足东欧，虎视西欧。五世纪的匈奴王阿提拉曾经大显神威，杀得欧洲血流成河，被罗马帝国畏称为“上帝之鞭”。但好景不长，公元453年，阿提拉在美女怀中暴死，北迁的匈奴汗国终于分崩离析，散落并融合于欧洲各族。
回头再说南匈奴。依附东汉的南匈奴有五千余落，开始时他们被安置在五原塞（现内蒙古包头以西、乌拉山以南），不久就迁至西河美稷（现内蒙准格尔旗）。东汉每年耗银一亿多供给这帮失败的蛮族，想让他们成为捍御北匈奴的屏障。但是，估计是当初汉军神威太猛，匈奴人的勇武魂魄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继匈奴而后起的鲜卑人尽占匈奴故地后，又不断向西，南匈奴一败再败，人马被杀无数，牛羊损失千万，日益南退，最后被挤兑到山西离石的左国城（现山西离石县以北）。
东汉黄巾乱起，汉朝政府发令要匈奴骑兵进入中原帮助镇压起义，南匈奴各部大人不愿去当“炮灰”，杀掉亲汉的羌渠单于，立顺卜骨都侯为单于。羌渠单于的儿子于扶罗本来向汉地奔亡，想向大汉讨个“说法”，途中看见汉地烽火四起，互相杀伐，于是这位匈奴王子狼性顿起，率数千精骑与中原的乱军搅合在一起，四处攻杀，趁火打劫。
公元216年，大英雄曹孟德发现，迁居塞内的匈奴人种落繁盛，人口众多，便分其威权，把南匈奴分为左右南北中五部，“以弱其势”，每部置部师一人，派汉人作司马以为监督（曹魏时，部师改称都尉）。
南匈奴左部统率一万余落，居故兹氏县（今山西临汾）；右部统六千余落，居祁县（今山西祁县）；南部辖三千余落，居蒲子县（今山西隰县）；北部统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今山西忻县）；中部统六千余落，居大陵县（今山西文水县）。由此，汾水流域一带，南匈奴三万余落遍布四周。但彼时的匈奴各部，畏服于英明神武的大丞相曹操，平时耕牧，打仗时出兵出马，完全是汉朝“顺民”，“……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内迁匈奴人和内地的汉族百姓基本没有太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