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算陈玉成运气不错，曾国藩对韦俊并不信任，不敢让其手握重兵，韦俊手里只有自己所带的几千人马，否则陈玉成更可能一败涂地。

安徽直接解围不成，当然只有西征，借此“围魏救赵”。

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陈玉成在捻军龚得树的配合下，率军从安徽桐城向西北面的霍山进军，他避开在宿松、潜山、太湖境内的清军，与清军副将余际昌在乐儿岭大战四昼夜，击败了清军，顺利地取得霍山。

此举大出曾国藩、胡林翼的意外。霍山地势险恶，易守难攻，陈玉成部曾经在此遭受重创，清军料陈玉成必不敢从霍山而进，因而重点放在了太湖一带。却不想陈玉成忽出霍山，攻敌坚垒，清军救援不及。霍山既得，湖北暴露在太平军面前，湖北一带清兵力空虚，且毫无设防，进军之路简直一马平川。二月四日，太平军收集了霍山附近所得的军用品，随后乔装清军，一路日夜兼行，迅速向湖北黄州推进。初六日，进占鄂东重镇黄州。这样，在短短的十来天时间，太平军连进六百里，让清军完全措手不及。

黄州离武汉仅仅一百四十里，清军主力时在安徽的桐城、安庆一带，黄州以上几无一兵一将，只有省城武昌留有二三千兵勇，由湖广总督官文率领驻防。得到黄州被占领的消息，城中立刻发生混乱，百姓历经三次城池失陷，早已恐惧至极，立即散失一空，清军设置的各粮台军火总局闻警也散失一尽，主管粮台军火的阎敬铭，呼唤僚属不灵，愤而自杀寻死，幸而没有断气即被解救。连胡林翼的夫人也在家人的力劝下逃匿。全城只剩余总督官文和布政使等几个守土有责的官员留在城内等死。

清军远在几百里之外，湖北巡抚胡林翼驻扎太湖，鞭长莫及，除了急的“吐紫浓色血”与抱怨自己“笨人下棋，死不顾家”外别无良法。武昌城内又异常空虚，太平军如要攻占，当可不战而胜。这样，即使不能牵动湘军主力回救，也可分其势，胡林翼为湖北巡抚，守土有责，势必不能尽力于安徽战场。何况，据有湖北也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一个重要战略。可惜，陈玉成也与李秀成一样，对西征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心里时刻牵挂着自己根据地。待西征略有成就，陈玉成就心存犹豫，打算打道回府，再加英国参赞巴夏礼的阻挠，陈玉成部失去了进军武昌的大好时机。

正在陈玉成兵驻黄州的时候，英国海军提督何伯、参赞巴夏礼带艇队沿长江而上到达武汉，根据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刚刚签定的《北京条约》，英、法公使进驻京师，建立使馆。武汉作为大商埠，英国在此划分租界，设立领事馆。太平军如进军武汉，必然损害英国的商业利益。所以巴夏礼自告奋勇，到黄州来说服陈玉成。

双方见面后，巴夏礼自有一套说辞，太平天国的英王毕竟年轻，与“洋兄弟”打交道经验不足，听说对于进军武昌要难免损坏“洋兄弟”的商业利益，担心引起国际纠纷，心中难免忐忑不安。其实，太平军中知识分子缺乏，人才更少，缺乏筹谋划策之人，以陈玉成之城府，根本不是老奸巨滑的巴夏礼的对手。其中最打动陈玉成的是巴夏礼提供的军事情报。巴夏礼告诉他，九江方面还没有听到忠王和其他诸王进军的消息，如果英王方面单独进攻，势将得不到其他各军的支持，而必须独对守卫武昌的清军，还有可能遭受后面救援清军的夹击。其实，李秀成部自九月下旬出发后，现正在攻打江西的建昌、抚州，距离九江并不遥远，如待以时日，两军不难互相策应。

听了洋兄弟的好意，陈玉成心动了。

一者陈玉成兵少，在挂车河一战中损失大半，突破霍山已属侥幸，到达黄州时仅剩三四万，如遭夹击则有全军覆没之险。二者不清楚守卫武昌清军的底细与其他各部太平军的动向，认为凭己之力难以决胜武昌。三是曾国藩洞悉陈玉成的“围魏救赵”之计，不仅没有带兵救援湖北，还加紧了对安庆、桐城等地的进攻，原牵制清军的捻军在攻击罗田中失利，首领龚得树阵亡，太平军东返之路可能被截断。

于是，他命令正在向武汉推进的部队停止进发，改攻麻城、黄安等地，从三月下旬到四月中旬，太平军相继攻占了麻城、黄安、孝感、云梦、德安、随州。陈玉成留部将把守，自己随带主力东返。

途中，天京方面指示:一切按照原计划进行，占领武汉后再与英人交涉。陈玉成本可回军再战，可惜他过于看重安庆，心急火燎的去解救安庆去了。

一着之差，使太平军“合取湖北”的计划完全流产了。太平军虽然占有湖北的麻城、黄安、孝感、云梦、德安、随州等地，但难对武昌形成威胁，吸引清军主力西上，不久后势单力孤，也被清军收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