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会问，湘军哪来的这么多钱呢？当时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通过地方上的捐纳。所谓捐纳，其实就是花钱买官，明码标价，买官的士绅交了钱，就有资格补缺---反正当时打仗，被杀的官员也很多；另一个就是厘金。所谓厘金，就是地方上在各通商路口码头设卡抽厘，其实就是征收商品流通税。当时厘金不但是湘军饷银的主要来源，后来还成为清廷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
在湘军和太平军激战正酣的时候，曾国藩又让他的门生李鸿章回他的老家安徽去募集一支军队，这便是后来的淮军。淮军的体制和湘军基本相似，后来也成为镇压太平军的主力之一。除了湘军淮军，另外还有几支汉人武装，如左宗棠的楚军等，但实力不足以与湘军、淮军对抗。
在太平军、捻军和其它的起义被剿灭后，清廷对这些汉人武装，特别是当时已羽翼丰满的湘军和淮军，感到十分的不安。好在曾国藩乃朝廷“忠义之士”，他有先见之明，凡事退让三分，最后湘淮等军被改编后分散驻扎在各地，又称为防军。而当时绿营也被改编成练军，和八旗、防军一起构成了同治、光绪年间的主要军事力量。
同光时期也是洋务运动的兴起之时，那些旧军队也受到了洋务新风的影响，在武器设备上改进了不少，开始淘汰原来的刀矛枪箭，而引进了西洋火器如抬枪、劈山炮等。但可惜的是，太平军被镇压后，大清帝国出现了一段所谓“同光中兴”的和平时期，那些旧军队便又故态复萌，平时操练仍旧是敷衍了事。
日期：2008-4-3012:00:10
（接上文）
当时俄驻华使馆外交官马克戈万在《尘埃：一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清末印象》中描述说，“观看中国军人列队行走极为有趣，他们都一脸严肃认真的表情。每个人都肩扛着一支长枪。由于没有统一姿势与标准，所以扛枪如同扛着把铁锹。除了随身的武器之外，他们还每人携带一把扇子。其携带方式可谓五花八门，有插在衣兜里的，有插在领口上的，还有的干脆用长长的辫子缠绕起来。携带扇子一是为了扇风，二是为了遮光，尤其是那赤热的太阳光。长长的竹管也是士兵行军打仗时喜欢携带的东西。有些士兵还故意用竹管代替枪来扛用。他们认为，竹管既轻便，又能用于吸鸦片。如果必须扛枪的话，那么竹管就会插到裤腰带子里。最后还有遮阳（雨）帽（老外描述不清，遮阳帽难道是军帽？），这是每个士兵都喜欢、都重视的物件。如果谁没有、或者忘记戴，那是很让人瞧不起的。在士兵的心目中，它就是一种尊严。因为人体是不能随意被雨水淋湿的。虽然携带遮阳帽很不方便，但是为了某种说法与观念，他们还是不愿放弃。”
马克戈万最后评价说，“若按欧洲人标准，中国军队中没有一位算是合格的士兵。因为军人是一种很严肃、很神圣的职业。但是中国的士兵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说，虽然军容松懈，但他们的前辈就能屡屡战胜敌人，保卫住自己的祖国。尽管如此，这种军队的确不配称作为天朝帝国军队。”
马克戈万瞧不上中国的军队，当时国人还觉得洋兵荒唐可笑呢。据说那时有人看完洋人训练，回来记叙说：“洋兵肃立，举手加额，拔毛数茎，掷于地上，以示敬！”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在此人眼中，洋鬼子向长官敬礼居然要从头上拔几根头发甩地上，这代价实在不小。当时的国人对洋兵敬礼尚且觉得不可思议，那洋人搞的什么“稍息立正、正步走、枪上肩”之类，那岂不更是多此一举？
这样的军队，平时去恐吓一下老百姓还行，但一旦真刀真枪的和日本近代陆军作战，马上就露馅了。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先是叶志超雨夜狂奔三百里，将平壤拱手让出，退出朝鲜；随后是辽东防守形同虚设，一退再退，连自称远东第一要塞的旅顺也被轻易攻克；接着日本兵山东登陆，北洋舰队在威海卫被一网打尽。在这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大清帝国的陆军一败再败，几乎无一胜绩。结果日本兵分别攻进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一下掐住了清廷的脖子，逼得清廷跪地求饶，割地赔款。甲午之役，清廷可谓是颜面扫尽，连带国人也蒙受了奇耻大辱。
平时过惯太平日子的练军防军还有那些湘淮旧军，这帮人在甲午战争中不堪一击的拙劣表现，让国人为之极度失望，连朝野人士也大骂这些军队“骄悍疲惰，军纪懈弛，每战必溃，万不可用”。但是，骂归骂，但还不能把他们怎么样，这大清国毕竟还是要有军队来保的。痛定思痛，旧军队的改革和彻底转型也就提上了朝廷的议事日程。
（下一节：《二、二次转型，新陆军呼之欲出》）
日期：2008-5-212:47:52
二、二次转型，新陆军呼之欲出
要说清军的转型，海军比陆军要早二十年。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大清帝国苦于没有自己的海军，单纯的依靠陆上防御，只有被动挨打的份。有鉴于此，在左宗棠和沈葆桢等人的努力下，福州船政学堂得以成立并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海军人才，这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北洋舰队骨干力量的刘步蟾、林泰曾等人。这批海军人才在国内学习后，又被派往英德等欧美国家深造，算得上是标标准准准的海归派。这些人回国后，大都当上北洋舰队的各舰管带，而北洋舰队也成为当时大清帝国最有技术含量的兵种。只可惜的是，天不佑人，这批海军精英在黄海之役和威海之役中，或战火中阵亡，或兵败后自杀殉国，极为惨烈，而随之而去的，则是那支曾经排名世界前八的北洋舰队。
北洋舰队转型了，但失败了；陆军还没有转型，更是失败得一塌糊涂。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北洋舰队的覆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的陆军的无能和脆弱。正因为如此，在甲午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朝野中便有人提出要编练新军，挽回颓势。这时，一个人进入了朝廷要员们的视野。
这个人是谁呢？
说起这个人，他在中国的经历可不简单的。此人名叫汉纳根（VonHanneken，1855-1925），德国陆军大尉，也是曾任中国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的女婿。汉纳根1879年从德国陆军退役后，由中国驻柏林公使馆以“海外优秀人才”的名义引进来华，开始在天津任军事教官，后来在李鸿章的委托下，负责设计建造旅顺军港和威海卫军港的防御炮台。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汉纳根随同清军的运兵船“高升”号前往朝鲜。途中，“高升”号在丰岛附近海面被日本军舰偷袭，“高升”号不幸被日舰击沉，舰上一千一百多中国士兵除了两百多人遇救外，其它人全部葬身海底。这一役，汉纳根命大福大，他虽然是陆军出身，但水上的功夫也相当了得，居然自己泅水游到岸边，后被路过的德国军舰搭救而幸免于难。丰岛一战后，汉纳根被李鸿章聘为北洋舰队总教习兼副提督，随后又参加了黄海大战。当时，汉纳根在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上协助提督丁汝昌及管带刘步蟾指挥作战。由于汉纳根在黄海之战中表现英勇，清廷后来还特颁谕旨，加恩赏给二等第一宝星，后又赏加双眼花翎提督衔。
黄海海战后，鉴于清军海陆皆失，汉纳根曾向清廷建议加练陆军10万人，以对日持久作战。这个建议得到了恭亲王奕䜣和帝师翁同龢的重视和支持，1894年11月，清廷下发谕旨称：“详察汉纳根所议，实为救时之策。著照所请，由督办王大臣谕知汉纳根，一面迅购船械，一面开招新勇，招募洋将即日来华，赶速教练成军。所有一切章程，均责成臬司胡燏棻会同该员，悉心筹画。”谕旨下发后，汉纳根深受鼓舞。但是，由于各方面原因，原先训练10万新军的计划大打折扣，只能先编练3万兵马。
人数缩减还是小问题，关键还是共事的人别扭。当时和汉纳根搭档的胡燏棻，原本是进士出身，他曾任广西按察使，素来喜欢谈论洋务与军事，这才获任与汉纳根同办新军。但很可惜的是，两人的共事十分不愉快。胡燏棻后来向朝廷打报告说汉纳根动机不纯，其“建言本意，似欲多购船械，为牟利起见”；而且，万一让他掌握了军权，只怕以后不好控制，恐有后患。
胡燏棻的话提醒了清廷，他们想起当年洋枪队统领戈登等人难以控制的前车之鉴，加之当时的朝廷大员荣禄、刚毅、李鸿藻等人都群起反对汉纳根练兵，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更是声称：“练此大军本系创举，中国不能操纵，练之何用？”在这些人的鼓噪下，恭亲王奕䜣和翁同龢等人也只好让步，首创编练新军的汉纳根反而靠边站，最后愤而离开，搞煤矿赚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