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的很多妇女（特别是满族女人），由于害怕被洋鬼子欺辱，很多都跳井或者上吊自尽（后来的摄政王载沣的首位未婚妻也在其中）。洋鬼子到老百姓家抢劫的时候，就经常遇到井里已经填满了死人。城破之后，自杀的官员也不在少数，比如尚书崇绮、祭酒王懿荣等，都自杀身亡。
日期：2008-4-1011:30:20
（接上文）
事情还没这么快完。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逼迫清廷签订赔款和约。万般无奈之下，慈禧太后只得急令李鸿章前去议和。当时已是七十七岁的老翁李鸿章，只得抱病再次接受这个极为尴尬的任务。李鸿章在准备北上之际，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有何良策，老李叹道：“不能预料！唯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老和尚，撞破钟，焉有好结果？
经过数月的艰苦谈判，最后达成《辛丑条约》十二款，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为德国公使克林德树石碑，建牌坊；派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亲自前往德国大皇帝面前谢罪。因日本书记官被杀，派户部侍郎那桐为专使大臣，赴日本谢罪。
二、惩办那些主张仇洋的罪魁祸首，如端郡王载漪、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协办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等人。
结果，庄亲王载勋于辛丑年正月初三自尽；英年、赵舒翘初六自尽。毓贤初四被正法，启秀、徐承煜初八日被正法。刚毅不及和议便已病死，而徐桐则在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后自尽。真正的罪魁祸首，端王载漪被加恩发配新疆，永远监禁，好歹保住一条老命。
另外，在庚子年间因主和被杀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和太常寺卿袁昶五大臣，开复原官，以示昭雪。
三、赔偿四点五亿两白银，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本息还清。赔款由上海办理，以关税盐政作保。乖乖，四点五亿，合计当时大清国每人罚款一两。
四、各国派兵驻守使馆，中国人不得居住在使馆区内（即后来的东交民巷使馆区）。大沽炮台和天津到北京一切炮台防卫设施，一律削平，以绝后患。天津到北京的关隘要地，包括杨村、唐山、滦州、秦皇岛、山海关等，允许外国兵驻守。
五、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列六部之首。此时的清廷，恐怕再没有比和洋人打交道更重要的事情了！
议和过程中，李鸿章因年老力衰，积劳成疾，终于一病不起。各国听说李鸿章行将就木，也颇有感伤，最终议定和约。如今世人都说李鸿章所签之约为卖国条约，但换其他人未必能比李鸿章做得更好。国家衰败至此，即使第一能臣，又能如何？最后还不是让四亿五千万国民代打板子，每人罚款一两了事。
再说那惹祸的老太后，她做梦也没想到，洋人竟然没有提她最担心的归政要求。老太后惹下这么大麻烦，最后居然寸土未失（不过让全国人民各赔一两银子了事），这在大清国的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外交“奇迹”。《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才陆续撤军。既然江山不改，归政免谈，老太后便决定返回京师。据说慈禧太后在宫中藏了三千万两银子，八国联军没有拿走，老太后回来后看见银子安然无恙，顿时喜笑颜开，逃难之事，也已忘到了九霄云外。
不过话说回来，庚子年杀害外国公使确实过分，而后来修建的克林德碑也成为北京的一道风景，各国记者来后总要前来瞻仰一番，合影留念。可惜好景不长，一战后德国战败，克林德碑被砸碎，人们另树一碑，大书“公理战胜”四字（只可惜当时的国际社会根本就没有什么“公理战胜”，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惨败，岂不是很说明问题？）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庚子年的往事虽然早已是昨日云烟，但非理性的影子依旧飘忽于这片大地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我们重提旧事，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文明和理性，才是民族进步所不可或缺的精神实质和希望所在。
从变法到庚子乱政，世事难料真荒唐。由此，慈禧太后重新接过了前几年被她打倒的“新政”大旗，开始了晚清的最后十年。
（本节完）
日期：2008-4-1111:53:20
第二章、迟到的清末新政
一、国难当头家难当，老太后也来搞新政
1901年，也就是中国农历的辛丑年。这一年，如果按照西历的话，应该是二十世纪的头一年，听起来颇有万事待兴、朝气蓬勃之气象。不过，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年却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
就在前一年的夏天，由于八国联军占领了紫禁城，慈禧太后也只好带着光绪皇帝狼狈的逃到了古都西安。当二十世纪的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慈禧太后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喜气。此刻的她，正在焦急的等待着北京谈判的结果。好在老臣李鸿章在洋人们中间斡旋，虽然最终赔了不少银子，但总算把这些外国兵给打发走了。慈禧太后闻讯后，叹了口气，虽然有些伤感，但也算是心定了点---终于可以回銮了
。
老太后逃出北京后，天下大乱，人心汹涌，几乎国将不国。这大清国也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不过，再难慈禧太后也得继续当下去，她也不想这大清的宗庙社稷最后败落在自己手里，日后无脸去见列祖列宗。于是乎，为了平息因义和团错误政策而带来的民愤（当然也不乏讨好洋大人们之意），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在西安发布谕旨，出人意料的打出一张“新政”牌。
这道变法的上谕是以光绪的名义发布的，谕旨中大谈变法经，什么“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又是“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
随后，谕旨又批评了洋务运动，“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舍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谕旨中明确表态，说要“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
最后，朝廷下发任务，“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要政，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举所见”，并要求以两个月为期限，“详悉条议以闻”。
众所周知的是，慈禧在三年前还亲手扼杀了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等人发起的维新变法，这时为何来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变得如此开通了呢？慈禧太后想到这一点也颇为尴尬，虽然她事实上是接过了维新派的变法旗帜，但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她便借光绪皇帝的口在谕旨中与康梁等人撇开关系：“康逆（有为）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皇太后何尝不想更新，朕何尝概行除旧？……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兴，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如此一来，慈禧太后一下就把她在戊戌年干的那些破事给推了个一干二净，还倒打维新派一耙，“变法自变法，康有为谋逆自谋逆，”这次新政没他们什么事。
慈禧太后也很清楚，杀了几个维新派倒不是什么大事，关键还是义和团的事闹得太大了，闹得几乎让大清帝国彻底玩完。要不是她老人家还有点威信，这大清哪还不早东南互保、西北独立，支离破碎了？如今此一时彼一时，老太后仓皇出奔到西安，惶惶然如同丧家之犬，若再用老一套的手腕的话是吃不开了。
好在慈禧太后是个聪明人，虽然她当年已经是个六十六岁的老妇了，但当时脑筋还过得去，不像后来的几年每况愈下。为了挽回民心，慈禧太后带领她的流亡政府不断的下罪己诏、保荐人才诏，最后干脆在内外压力下宣布变法，以示开明。
可惜的是，慈禧太后毕竟是妇道人家，文化水平也不高（据说她常写错别字），正如评论家所言，“她实在称不上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的最高领导者。”好在当时做统治者未必就要什么“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慈禧太后有驾驭群臣、稳固统治的权术就够了，而这又几乎是她与生俱来的能力。慈禧太后执掌大权近半个世纪，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这老佛爷可不是白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