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税法谈不上有什么先进意义，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税法有很多种，比如说均田制、租庸调制、两税法，以及后来出现的一条鞭法、摊丁入亩，无论哪一种税法也都不具备革命性，顶多只能算作是更加适合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这是因为税法的改变不会带来社会性质的改变，归根结底也都是在为君主制所服务。况且封建社会一向是人治大于法治，再好的经都能被念歪了，两税法刚颁布时也曾说过，“除两税外，辄率一钱以枉法论”，但没过多久，连鸡下出双黄蛋来都要征税。所以看一个朝代的百姓负担重不重，看正税是没有意义的，关键是要看劳役和杂税的多少。
北宋开国第二年，赵匡胤就下令免除了各道州府征用百姓运送货物的劳役，改由军卒充任。次年，又免除了征用百姓搬运戍军衣物的劳役，并规定如果州县不尊令行，百姓可以检举。在赵匡胤统治期间，很少征用劳役，即便是征用也主要是为了促进生产，比如说疏通河道之类。赵匡胤自己也说：“朕自继位以来，很少使用民力，只有春初修河才动用劳役，那也是为了百姓谋生计。”但即便是这种劳役，赵匡胤也很能为百姓着想，以往春夫服役是不给口粮的，但有一年赵匡胤亲自去督役，发现役夫们干活很累，有时候还吃不饱，所以心生怜悯，就传下旨意：“一夫每日给米二升，天下其他各处役夫也如此。”从此这项规定就成为了定制。还有一种临时出现的劳役，赵匡胤也不愿让百姓白干，比如说乾德元年（963年），为了加高朗州（今湖南常德）城，赵匡胤曾临时征调朗州的百姓服役，但随后就传旨免去了朗州百姓当年的夏税。
除了减少劳役之外，赵匡胤对各地大量的杂税也给与减免，并且经常对受到自然灾害的地区给与免税的优惠政策。国内各地区只要是发生了水、旱、虫、鼠等自然灾害时，赵匡胤都会减免当地的税收。比如说乾德二年（964年），全国很多州县发生了大面积的旱灾，赵匡胤诏令各州长吏下去巡视，并规定遇到旱情严重的地方，不需上报，就可立即宣布免其租税。对于南方那些被他陆续占领国家内的百姓，赵匡胤也很照顾，每当战争一结束，赵匡胤都会马上宣布免掉战火波及地区若干年内的税收，这也算是对当地百姓的一种补偿。
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上，赵匡胤也很有办法。北宋承五代兵火之余，百姓大量死亡或逃逸，致使国内大量土地荒芜，为了刺激百姓垦荒，赵匡胤便下令凡新垦土地一律不征税，而且还给各地州县下达垦荒指标，规定凡垦荒成绩突出的州县官吏给予奖励，如果完不成任务，则要受到惩罚。同时，赵匡胤还鼓励农民种桑养蚕，对于那些因战乱或天灾而出逃的农民，赵匡胤也积极鼓励他们复业，并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
赵匡胤通过一系列地手段，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减轻了农民负担，使社会矛盾得到有效地缓解，社会环境迅速改善，这也是他所施仁政的具体表现。除此之外，赵匡胤还逐步减轻了刑罚力度，体现出他“宽仁为治”的治国理念。宋代刑罚承继唐代，但总体上有所减轻。唐代建中年间规定：“窃盗赃满三匹者死。”武宗时代则改为：“窃盗赃满千钱者死。”可见刑罚还是比较重的，而这种制度在唐亡之后又进一步加重，这是因为五代是一个武夫当家的年代，当权者多为法盲，头脑里根本就没有法律观念，各路诸侯专横跋扈，视杀人如儿戏，朝廷也不重视法制建设，只是一味靠严刑峻法来维护统治，比如说后汉年间，竟然有“民盗一钱处死”的规定，人命简直就贱如草芥。这种状况直到后周初年才略作改变，复遵唐朝建中年间制度。赵匡胤开国后，对这样的刑罚仍觉过重，便颁布法令，规定“盗钱三千者处死”，但改完之后仍不肯满意，所以没过多久就进一步放宽至“自今窃盗赃满五贯者死。”这一规定照以往的惩治力度已是大大地放宽了。而且，前代法律规定，凡强盗抢劫，即便不伤人，也要处以极刑。赵匡胤又将这一条款改为“不伤人者，止计赃论”，处处都体现出了人性化。
有一件事很能体现出赵匡胤仁慈的品性，就是王全斌平息蜀乱后，加大量的叛乱分子及其家属押解回京，按照当时的法律来讲，犯有谋逆罪的人是不分首从，全部都应处死。赵匡胤见牵扯的人太多，就找枢密使李崇矩商量，李崇矩也是非常犹豫，听完后便回答道：“这些人按律来讲都应被处死，就是把他们的家人杀了也不过分，不过这样一次就要处死一万多人，是不是有些太多了。”李崇矩的用意很明显，就是想保全一部分人，只将确实犯有谋逆罪的人处死，而将他们的家人释放。没想到赵匡胤听完立即说道：“你说的很对，但有一件事还没考虑到，就是这些谋反之人，也不见得是出自本意，多数都是被胁迫入伙的。”说完就下令将捉来的人全部释放。
赵匡胤除了在关注民生、减轻刑罚上做足了文章，还在制度建设上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宋代实行的两府制前面已经说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赵匡胤在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所做的工作。唐末五代之所以战乱不断，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藩镇势力过重，这些藩镇手中既有兵权，又有财权，管辖的地盘又很大，所以有很强的造反基础。对此，赵普曾给赵匡胤出了三条建议，即“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这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好办法，赵匡胤依计而行，果然达到了良好的效果。
日期：2009-04-1811:4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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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五代的节度使，除了管辖治所之外，还要兼管数州，其兼领之州称为“支郡”。比如说五代最威风的河东节度使，除了管辖治所太原府外，还领有汾、沁、仪、岚、石、忻、代、蔚、朔、云等十个支郡，足以构成对抗中央的资本。赵匡胤建国后，便开始将这些支郡的管辖权从各节度使手中夺了回来，改由中央派文官去担任各州的最高长官，称为“知某州事”，也就是“知州”。知州既管军、又管民，权力还是比较大，所以赵匡胤仍不放心，于是又增设通判。最初是由朝廷派出官员赴“府州通判军事”，后来逐步演变为定职，这样州府里面就形成了两套班子，都有权处置本州府的各项事务，知州也就彻底失去了作乱的条件了。不过增设通判的做法有利有弊，这是因为两套班子放在一起，职能重叠，容易扯皮。本来知州才是当地的一把手，可通判不但具有同样的权力，而且身上还带有监督知州的职责，往往显得权限更大。一旦知州和通判闹气矛盾，通判就会说：“我是朝廷派来监督你的。”知州听完只好做出让步。宋初流行一则笑话，少卿钱昆，余杭人氏，很喜欢吃螃蟹。有一年，他有机会外调，别人就问他想去哪个州，他便回答道：“哪个州都无所谓，只要是有螃蟹无通判的地方就可以了。”
将各地州府直接纳入中央管理，大大限制了节度使手中权限，接着赵匡胤又开始“收其精兵”，这就得介绍一下宋初的兵制了。宋朝的兵种有禁军、厢军、乡兵、蕃兵之分。其中乡兵也就是民兵，蕃兵则是从少数民族中招募而来的，这两个兵种数量较少，活动范围基本固定，所以影响十分有限，不做详细阐述，下面主要介绍一下禁军与厢军之间的关系。
禁军是军队中的绝对主力，担负着保卫京师、戍守边境、对外作战、对内镇压农民起义等诸多要务。厢军是地方军，直接归地方指挥，数量很多，遍布各地。唐末五代时期，地方军作为各地节度使的私人武装，影响力很大，各地的藩镇正是因为手中掌有军队，才敢目无中央政府，动不动就犯上作乱。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后周年间才引起了重视，柴荣就曾下令要求各地甄选勇士送往京师，大大地强化了中央禁军的力量。赵匡胤称帝后，又将这一政策继续发扬光大，建国当年就下令“殿前、侍卫二司，各自检查统属的禁军，把骁勇者挑选出来编为上军，年老体弱者，则列为剩余人员。另行处理。”
对于另行处理的禁军，一般有三种出路。一是降为厢军；二是取消军籍，退伍为民；三是被定为小分。小分也叫半分，即只能拿一半军饷，也不再入行伍，只是在军中充当勤杂人员。这一规定等于是砸烂了禁军士兵手中的铁饭碗，使禁军系统从死水变为了流动的活水，高素质的士兵不断从地方补入中央，而老弱病残的士兵则被淘汰到地方服役，中央与地方军队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地方也就没有了对抗中央的资本。
最后一点叫做“制其钱谷”。赵匡胤建国后不久，就下令从地方上收回财权，规定各州府的赋税收入，除保留正常的经费开支外，全部上交中央，又在各地设立转运司，管理地方财政收入。经过这几记重拳出击，北宋的地方建制已经较前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方镇、州、县三级管理体制改为州（府、军、监）、县两级管理体制。在州之上，宋朝还设立了一个叫做“路”的机构，其长官名为安抚（或加制置）、宣抚、经略等使，“路”在刚出现时，仅为监察地方职能的部门，后来权限有所加大，至北宋末年，全国共分26路，但始终都没有军权和财权，不能算作是完全意义上的行政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