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前军起先设都指挥使一名，后改为殿前都点检，其下设副都指挥使（空缺）、都虞候各一名，再分各军指挥使，与侍卫亲军基本相同。首任殿前都点检由郭威的女婿张永德担任，列班在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之下。但由于当时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是郭威的外甥，是与柴荣争夺皇位的有力竞争者，所以柴荣对他有所猜忌，进而通过扶持张永德的势力而打压李重进，使张永德在军中的地位急剧攀升。可是到了公元959年，柴荣在北伐契丹的过程中突然生病，不得已只好撤军，不想却在撤军途中捡到一块“点检作”的牌子（此事存疑），于是匆忙决定罢掉了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转由时任殿前都指挥使的赵匡胤接任。当年六月十九日，柴荣病逝。次年正月，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五代乱世从此成为了历史。

日期：2009-02-2305:3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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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道身经后唐、后晋、大辽、后汉、后周等五个王朝，服侍过李存勖、李嗣源、李从厚、李从珂、石敬瑭、石崇贵、耶律德光、刘知远、刘承佑、郭威、柴荣等十一个帝王，其中李嗣源本名“邈佶烈”，李从珂本姓王，再加上李、石、耶律、刘、郭、柴等六个姓氏，所以冯道又被人称作是“八姓家奴”。除此之外，冯道还曾在刘守光所建的大燕政权中担任过参军，但这是一个伪政权，而且冯道当时地位也不显赫，所以也就不给与计算了。

冯道从幽州逃往河东后，最早是被李存勖任命为掌书记，李存勖称帝之后，又将冯道任命为翰林学士，使他成为了国家的高级领导人之一。而当李嗣源称帝后，冯道被任命为宰相，此后数十年间，冯道便像一块巨石一般，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始终稳稳地坐镇在历朝历代的政治漩涡中心，国家兴亡、朝代更替，好像完全跟他没有一点关系，也无法对他造成半点的影响。冯道的这种经历，堪称是空前绝后，套用一句现代语来形容，就是“他成为了当时宦海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然而正因如此，也使冯道成为其后一千年里，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集体攻击、谩骂、诋毁的最佳目标。

出现这种情况也不奇怪，因为在冯道之后的一千余年里，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集团，就集体走入了一个怪圈，主要表现就是奴性十足，甘以奴才自居，并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同时这些知识分子们，又不断地为自己的这种奴隶理论献计献策、舔砖加瓦，使其拥有了一套非常完整的思想体系和行为规范。凡是与他们这套理论发生冲突的，其思想都是异端邪说，其行为则是天理难容，其后果必将是天诛地灭。

这些知识分子既然很自觉的要以奴才自居，当然要不断地向主人表示忠心，那么最好的方式当然也就是用打击别人的方式，来抬高自己，所以有着这么复杂经历的冯道，自然就成为了他们的最佳攻击目标了。

司马光在评价冯道时，开口就说：“臣愚以为，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接着又说：“一个女人，要是嫁过两个丈夫，就是容貌再美，手工再巧，也不值得人尊重；一个臣子，要是侍奉过两个君主，就算再有才干、再有谋略、治理国家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也不值得人去称道，这就是因为他们的大节已亏。”

司马光是一个学识非常渊博，人品非常端正，同时也是为历史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不管在他的生前还是死后都非常受人尊重，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然而他在被洗脑之后说出的这番话确实很愚昧。按照他这套理论，一个女人只要是嫁了人，不管她的丈夫是好是歹，也不管他们在一起生活幸不幸福，这个女人就只能跟这个男人过一辈子了。不管这个男人是一天打她八遍也好，还是在外面包养了一百个情妇也好，甚至是没等她过门，这个男人就死了，这个女人都不能改嫁，否则就是大节亏了，再好也不值得人去尊敬。那么我不禁也想很愚昧地问一句：“这到底是凭什么呀？”

再说“忠臣不事二君”这句，更加可笑。一个知识分子，十年苦读，一朝入仕，碰见一个贤明的君主，就帮着他治理国家。碰见一个昏君、暴君，或者为虎作伥，或者辞官不做。那么国家要这种知识分子究竟有什么用处？或者既然抱着这种态度去做官，那还用去学什么知识？

这种愚昧甚至是吃人的理论，现在看来是非常可笑的，但在当时还是很有市场，几乎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对此深信不疑。实际上，一个国家是当然是需要有一大批品德高尚的忠贞之士，而做为一个人也应该以“忠”字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这绝对不是儒家所提倡的，那种完全不需要思考，不需要辨明是非的愚忠。

我个人愚昧地认为，“忠”可以分为两种不同形式的“忠”，一种是高层次的，是以绝对的正义、真理，以及自己崇高信仰为依据的“忠”，这是一种神圣的“忠”。为了他，即便是献出生命或者是背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也在所不惜。比如说在二战期间，有个叫施道芬堡的德国人，为了能使战争早一天结束，曾冒死刺杀希特勒。他的这个行为，不但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也已经背叛了他的国家和民族。然而，这个时候施道芬堡的国家和民族正在侵害正义、真理以及全体人类的幸福，这就与他一直忠于的信仰发生了严重的冲突。那么施道芬堡能在这个时候，选择忠于自己的信仰，他的行为就是光荣的，以及无比高尚的。

还有一种“忠”，是一种低层次的，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忠”。具体就表现为一个人能信守诺言，忠于职守。比如说一个人在生活中不轻易向人许愿，但只要答应了别人就会全力去做，即便做不到也能尽力而为。又比如一个人喜欢跳槽，动不动就从这家公司跳到那家公司。这并不能说明他不忠，只要他能在每一次跳槽到一家公司内，就全心全意地为这家公司工作，那么他就是一个能忠于职守，品格高尚的人。反过来有的人一辈子只在一家公司工作，但是经常把会自己公司的情报出卖给竞争对手牟利，或者干脆利用职务之便侵吞本公司的财物，难道这种人对这家公司也能算作是有忠心的吗？

那么具体到冯道这个人来说，又该如何去对他进行评价？我个人愚昧地认为，如果单从一个自然人的角度对冯道进行评价，那么他是一个品德非常高尚的人。因为这个人对自己要求很严，不争权夺利，不惹事生非，不迷恋美色，不贪图财物。试问一下，古往今来，又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特是在冯道长达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从来就没有去害过人，仅在这一点上，就足以令人对他肃然起敬。后世的儒家们，因为冯道曾历仕过太多的朝代和帝王，所以攻击他无耻，这是毫无根据的。因为五代是中国历史上的极乱之世，一个人要想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去，首先就要学会保护自己，那么冯道大隐于朝，又有什么不对？而且在当时，朝代更替是非常快的，如果按照“儒家”理论来讲，当一个朝代灭亡了，那些忠贞之士都要为国尽忠，那么品德高尚的人岂不都要死绝了吗？这对国家又有什么好处？或者有人说，不死也可以，但是冯道不应该再去做官了，而应该选择去做那种孤臣孽子，一个人只要是侍奉过两个君主就已经很无耻了，何况冯道在那么多皇帝手下做官？

如果按这种理论来看，冯道确实是很无耻，但是也只能在中国历史上排到第二位，因为肯定还有一个人要比他无耻得多，这个人正好就是儒家的祖师爷——孔子。孔子生活在东周，出生在鲁国，当时周天子既在，鲁国也没有灭亡，那么孔子也只有去为周天子或是鲁国国君服务的道理，他又凭什么去周游列国，到处推销自己呢？这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所以儒家在这一点上攻击冯道，根本就站不住任何道理。

实际上，在冯道生活的那个年代，人们对他都是很敬仰的，评价也非常高。冯道死时是七十三岁，正好与孔子同龄，所以当时的人并不难过，反而争相传颂，为之而喜。明宗李嗣源评价冯道称：“不以素贵介怀，真士大夫也。”后周宰相范质则称：“厚德稽古（同于古圣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改变），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旧五代史。冯道传·赞》说“道之履行（行为），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字量（气量），深得大臣之体。”冯道在后晋年间出使契丹，耶律德光更是准备以天子礼仪迎接他。而即便是被冯道冲撞过的柴荣，对他也是非常尊重，在他死后立即将其追封为“灜王”，谥号“文懿”，可见评价之高。（谥法中文有六意，一曰经天纬地，二曰道德博闻，三曰学勤好问，四曰慈惠爱民，五曰愍民惠礼，六曰赐民爵位。而懿有温柔贤善之意。冯道历仕五朝，不可能被谥为“文正”，这是他所能得到的最高的谥号了。）

看得出来，冯道在他生活的年代，享有着崇高的威望，在朝在野都没有一句对他贬低的话，这跟他自身的道德修养是分不开的。然而，单从个体层面来衡量，冯道确实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但是要把他上升到政治家的高度来衡量，冯道的所作所为又确实不是很称职。